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派性、选举与村集体经济（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派性、 选举与村集体经济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 派性、 村委会选举与村集体经济状况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前农村， 正是村集体较多的资源， 为派性提供了 形成的基础， 村委会选举则为派性斗争提供了 恰当的途径， 而派性斗争则为村委会选举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提供了 特殊的组织方式。
本文还讨论了 派性与半熟人社会的亲和关系，和派性斗争的不同形式。
关键词：
派性 村委会选举 村集体经济 半熟人社会 村级治理
第一次将选举、 派性与村集体经济状况联系起来， 是在湖北一个长期存在派性斗争村庄观察选举的感受， 那个村以前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而派性斗争不断， 历任村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都为争夺村集体经济的控制权而斗智斗勇。
等到 1999年第四届村委会选举， 虽然选举时依然竞争激烈， 选举后却因为村集体经济的衰败， 村干部的报酬无法兑现， 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第一次真诚地协商合作，村中以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为首的派性斗争惯例， 历经 20 余年， 在此有了 中止的希望。
第二次产生这种联系， 是在 2000 年到沙洋县一个近年来为派性斗争所严重影响村的调查。
这个村并无派性斗争的传统， 但因为镇里撤换老支书引 起一些村民及村中党员 的不满， 他们通过种种办法来反对新任村支书， 最后通过选举将新任支书选掉， 由此形成以老支书和新任支书为中心的长达 6 年的派性斗争。
他们双方的基本手段就是用经济手段和利益许诺来收买支持者。
第三次产生这种联系，是在浙江丽水市一个县的调查。
在城关镇， 镇委书记讲县城内的 5 个村， 每个村的派性都很严重， 村委会选举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因为当村干部有利可图。
这就一语道破了 派性的实质。
以下我们讨论派性、 选举与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关系。
一、 派性与村委会选举
选举并不是投票者单纯依据自 己的意愿去投赞成或反对某某侯选人的票的过程。选举必须要有侯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互动， 也要有一种集结选民意愿， 形成选民力量的机制。
吴重庆在调查村委会选举后， 认为“分散的村民是无力的， 真正能反映力量对比的变量是村民自 组织的程度”， 无力的村民在对待选举时， 必然是一种“选来选去都是这些人”， “反正个个都是贪的” 的结论， 因此而影响了 他们对选举参与的热情[1] 。
仝志辉较吴重庆对村委会选举中村民参与的热情稍稍乐观， 因为他认为在村委会选举中， 有一种精英动员 的机制在起作用。
精英动员 是指那些较普通的村民有更大影响和更愿意参与村庄政治的人在选举期间的活动。
他们明确赞成一些人， 而反对另 一些人， 他们制造有倾向的舆论导向， 用感情或许诺去拉拢村民， 从而将本来无政治的村民一一拉到了 村委会选举现场[2] 。
吴重庆是希望通过对村委会选举的考察， 说明当前村庄自 组织资源的严重不足，这反过来影响了 村级治理。
仝志辉则分析了 在当前村庄自 组织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村庄精英个人的影响能力， 这种影响能力通过一种颇为特殊的机制弥补了 村委会选举中村民参与效能感的不足， 集结了 选民的感受， 并形成了 选民的力量。
精英动员 并非所有村委会选举中都出现的现象， 大多数的村委会选举， 还是如吴重庆所观察到的， 因为村庄缺乏自 组织能力而导致村民参加选举的效能感过低。而从精英动员 本身来看， 我们本文关注的派性， 事实上正是选举中精英动员 的形式之一种， 这种精英动员 与一般的精英动员 所不同的是， 它具有更加一般化的形式并与选举形成了 互动关系。
这种一般化的形式， 就是它形成了 自 己较为固定的结构， 在村庄日 常的治理过程中， 它也会表现出来， 并且它往往以形成对垒两派为自 己的表现形式。
与选举的互动关系是， 选举是派性形成和表达的集中场合，派性作为一种特别的选举组织形式， 会对选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选举会强化派性意识， 复活派性斗争， 而派性则增加了 选举的激烈性和真实性，提高了 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与参选率。
派性与村委会选举的关系是， 派性是村委会选举的组织形式之一， 村委会选举是派性表达自 己的场合之一， 总的来讲，当前因为村委会选举而形成派性的只是少数， 村委会选举也往往只是派性表达自己的一种场合。
我们说派性因为选举而被激活和强化， 并不表明派性是因为选举而产生的。
产生派性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在于当前村庄自 组织能力缺乏， 村民要表达自 己感受， 形成一致行动时， 传统的宗族宗教组织已失去作用， 而现代的组织形式又没有， 作为过渡形式的派性便可能应运而生； 二在于当前村庄有让村民一致行动的需要， 特别是村集体占有一些经济资源， 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掌握着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大权时， 这些村集体资源如何分配， 与每一个村民和这些村民中一些群体的关系极大， 村民便会有集结起来行动的要求， 选举正好提供了 表达这种要求的场合。
派性构成了 一些村庄选举的基本力量， 这种力量是在传统的村庄自 组织资源大都消失， 新的正式的结构性力量还没有产生的情况的产物。
存在强宗大族， 它们在选举中的表现当然不是派性而是宗族， 若存在正式的组织诸如为选举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派系， 也不会有派性在选举中发生作用的余地。
一个相当稳定的派系事实上会构成政党的雏形。
但派性并不必然在村委会选举中产生出来， 因为形式派性本身需要成本， 它需要找到自 己的收益空间， 只有有了 一个收益的空间， 派性这个需要不断地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争斗形式才会延续下去。集体经济资源是派性最为重要的收益空间， 村庄精英对荣誉和面子的看法也可以构成此种收益空间。
与派性需要收益空间相关， 随着自 然村的功能逐步集中到行政村（ 村委会）， 和行政村半熟人社会的特点， 行政村越来越成为形成派性斗争的恰当场合。
当前的农村， 荣誉和面子收益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农村普遍贫困化的困扰， 而构不成派性斗争的收益空间。
本文中， 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为派性提供的这种收益空间。
二、 派性的基础与展开过程
派性是与派系不同的一个词汇。
一般来说， 派性和派系都是指农民之间的分派特征， 但派系既然形成了“系”， 就相当稳定， 而派性仅仅是一种分派特征， 还没有发展出稳定的组织形态。
笔者曾比较台湾乡 村选举中的“派系政治” 和大陆选举中的派性斗争， 讨论了 派性与派系之间的不同[3] 。
派性的产生是有社会基础的。
一般来说， 当农村中强有力的传统组织如宗族、 宗
教组织存在时， 派性并无产生的空间， 这时候， 农村社会是通过宗族、 宗教等特定规则和方式组织起来运作的。
而在农民已完全原子化的社会中， 仅仅依靠赤裸裸的利益联结， 也无法形成派性， 因为原子化的村民是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协议的。
因此， 构成派性社会基础的， 是农村传统的强有力的具有构成涂尔干所说 “机械关联” 基础的集体意识解体， 自 组织能力消解， 但村民现代的公民观念还没有完整发育， 农民也还未完全原子化的产物。
建国后， 随着革命运动的强有力冲击，农村传统的自 组织能力丧失， 农民需要一致行动以表达共同利益时， 他们以新的形式组织起来， 这种形式是在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建构起来的， 比如具有共同地缘利益且相互熟识的邻里关系， 因为同学而形成的朋友关系， 因为学艺而形成的师徒关系， 因为婚姻而形成的亲戚关系和因为血缘而形成的宗亲关系， 这些关系的重要特点是往往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 关系链条很短， 而且大都是十分个人化的关系。
这种十分个人化的关系是从个人出发的， 只有他本人才可以享有。
其他人不能共享的关系， 他的朋友， 他的兄弟、 亲戚， 他的邻里等等， 是以他本人为中心线索展开的。
其他人也如他一样形成了 自 己特殊的个人交往圈， 构成这每一个特定义往圈的关系， 每一个都是特殊的、 每一个也是狭窄短小的， 没有如过去强宗大族那样可以动员 很多人的强大关系（ 这种关系大都已通过建国后的革命运动瓦解掉了 ）， 也因此， 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的特殊交往圈是可以为其他人共享的。
每一个人成为自 己关系的独占者。（ 相对来讲， 宗族是所有同族的人共同占有的交往圈和每个人都可以动用的关系力量。
）
这种特殊占有状况， 就使得他本人没有办法将这些关系移交到其他人， 他退出派性斗争时， 其他人也无法重拾他的全部关系资源， 这正是派性不稳定容易解体的原因。
以上每个人特殊占有自 己关系资源的状况， 为派性的形成及其特征提供了 展开的基础。
但仅有这种交往圈是不够的， 还需要动用这种交往圈和关系资源去为特殊目 的服务， 比如为选举服务或争取其它好处。
而在村庄， 因为大的传统和现代组织资源都不存在， 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无可以有效控制全村的交往圈和关系资源， 因此， 不同的交往圈就需要为某种目 的进行合作， 这就产生了 许诺和利益收买的问题。
这正是进一步展开派性的前提。
具体展开派性的以上两点， 第一点就是， 派性斗争是以具体个人的关系为基础展开的， 是以两个对垒的个人为中心展开的特殊交往圈和关系资源的对垒。
当作为中心的具体个人从派性斗争中退出之后， 其他人无法填补因他退出而遗留下来的空缺， 这个围绕着两个具体人的关系圈的对垒也因此瓦解。
这时，在村庄内， 派性斗争因为拥有产生派性的村庄基础， 而可能作为一种惯例延续下去， 但这时候的焦点人物或对垒双方的关系圈已大为不同， 派性斗争不是以组织的形式， 而是以习惯的形式得以在村庄延续。
而更可能则是， 派性斗争因为对垒双方中一方的退出， 而偃旗息鼓。
派性在村庄消失了 。
展开第二点， 就是派性斗争的双方因为都缺乏足够战胜对方的群众基础， 而不得不收买村中的其他村民，尤其是掌握着其他村民关系资源的那些村中精英人物， 所谓选举时“拉中间” 的策略。
既然是要拉中间， 就一定要有经济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许诺， 这种许诺十分危险， 因为许诺者往往无法兑现自 己的诺言。
起码是无法公平地兑现自 己的诺言。
这样一来， 中间派变成反对派， 另 一方便会在村中占居上风， 派性斗争因此而出现轮番执政的景象。
以下我们讨论兑现许诺的村庄经济基础。
三、 派性与村集体经济资源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 派性斗争的双方都具有两重结构， 一是与自 己关系十分接近的紧密关系层， 这一层面的人不是很多， 但构成复杂， 基本上是以派性焦点人物为核心的亲朋好友。
亲即姻亲和宗亲。
在宗族意识不是很强的情况下， 宗亲主要是兄弟及堂兄弟这样的近亲。
友则指与他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拜把兄弟、 同学战友、 生意上的合作者以及其他具有共同的特殊经历而结成的友谊。
在当前大多数农村， 友的力量已超过亲的力量， 成为村民交往圈的主导部分。
无论是亲是友，都是围绕每个具体的人的， 是特殊的； 第二层面的是通过利益许诺而结成的利益联盟， 这部分人试图通过支持派性斗争中的一方， 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或安全感。其中也有一些人因为是对方一派的坚决反对， 而成为另 一派的坚定支持者。
村集体经济在两个方面为派性斗争提供了 理由或动力。
第一个方面为， 村集体经济较多时， 当村干部会有更多个人经济收益上的好处， 村干部职业成为村中精英人物谋取的目 标。
村庄精英为争夺村干部职位而充分利用已有的关系， 并不断通过拉关系来结成新的利益联盟。
在争夺村干部职位的过程中， 村庄精英逐步分化结盟， 形成一般是两派有时是三派的对垒格局， 到底鹿死谁手， 需要到选举的市场上或上级的关系中得以决定。
精英的分化与结盟， 自 然带来村民的分化与派别的形成， 派性自 然而然就产生了 ； 第二方面为，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为派性斗争提供了 兑现许诺的条件， 这种兑现又反过来会强化许诺的效力， 从而强化在村干部选任时拉关系的力度， 这种拉关系的力度进一步稳固了 派性的基础， 增加了 派性斗争的机会。
除以上两个方面以外，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对派性产生的影响还有以下一点：
在任村干部兑现许诺本身当然是对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一种再分配， 这种再分配做得过头了 ， 就会引 起其他村民的不满， 不满的村民在一些有个人目 的的村庄精英的动员 下， 结成了 对在任村干部的反对， 这种反对可以利用一次选举， 一次村中重大事务的决策， 或一次罢免案及上访来予表达。
这个时候， 充当组织者的村庄精英，大都是在前次选举中落选的那些有意当村干部的人， 他们因为获得了 大量中间派，而具有了 将那些兑现利益许诺时做过头了 的在任村干部反下来的实力。
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多的村， 村干部当然不只是在兑现许诺时行使集体资源再分配的权力。
而每一次对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 都会引 发公平与否的争论， 这些争论若多次重复， 就可以被村庄精英利用， 也就可能形成派性。
村集体经济资源越多， 再分配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机会就越多， 数额也越大， 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没有村集体经济资源， 不仅失去了 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 也没有关心个人经济利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 这时候， 村庄的派性斗争无从谈起。
但并不抽象地存在集体经济资源与村庄派性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村集体经济资源获得的途径有关。
村集体经济资源大致有两种获得途径， 一是某个村庄能人以他个人的经营才干和人格魅力来经营村庄企业， 发展村集体经济所形成的集体财富。这种村庄如河南南街村、 江苏华西村等著名 村庄和与这些著名 村庄紧密相联的王洪彬、 吴仁宝等著名 村庄创业者。
这些村庄...
推荐访问:派性、选举与村集体经济 派性 集体经济 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