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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教育观【优秀范文】

时间:2022-08-27 19:40:12 来源:网友投稿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教育观【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教育观【优秀范文】

 

 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观 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观

  [摘 要]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

 中国共产党人为上海大学确立了“养成建国人才, 促进文化事业” 的教育宗旨, 在教学工作中, 注重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通过开设讲座、 成立社团等灵活的教育方式, 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 以党团组织引导学生自觉参与革命实践, 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举办高等教育的教育观。

  [关键词]上海大学; 中国共产党人; 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

 06-0015-03

 上海大学(1922 年 10 月改组-1927 年 5 月被封)

 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 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

 其在办学方向、 教学内容、 教育方式和师生关系等方面, 与传统的旧大学有本质区别, 教育效果非常显著。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分析上海大学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观。

  一、 上海大学教育宗旨的确立

 1922 年 10 月, 因不满原校长的办学无方, 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学生爆发学潮, 提出“改造学校” [1]的要求, 延请主张教育救国的老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出任校长。

 于右任接受了学生的请求, 并将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 。

 当时正值国共酝酿合作之时, 于右任与来沪的李大钊共商上海大学校务, 李大钊推荐了 邓中夏、 瞿秋白二人。后邓中夏任校务长, 负责行政, 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因于右任常住北京, 校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主持。

  为实现反帝、 反封建这一政治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即已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教育纲领和教育方针。

 1922 年 5 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所通过的团的纲领提出, “要发动改革学校制度……建

 设普遍的义务教育” , 学生参加“学务管理” 。

 [2]1922 年 7 月, 中共二大的宣言提出:

 “改良教育制度, 实行教育普及” 的革命教育纲领, 女子在教育上“享受平等权利” 。

 [3]接手上海大学后, 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作为探索民主革命教育实践的基地, 倾注了极大心血。

  邓中夏到上大后, 起草《上海大学概况》, 规划学校未来发展的步骤; 又参考中外学校有关文件, 写就《上海大学章程》。《章程》 言明上海大学的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 促进文化事业” 。

 [4]从中可见, 既要积极地建国, 又不忽视对青年学生的人格养成, 是上大实施教育的着力点所在。

  二、 培养学生养成多方面学识

 1923 年 7 月, 教务长瞿秋白撰写《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 》, 较为详细地拟定了上大的院系规划、 课程安排等。

 瞿秋白意图通过语言文字改革, 打破由语言造成的社会等级、 偶像崇拜、 地域隔阂以及上层精英对文化的垄断, 从而开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路。他“希望上大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 [5]

 瞿秋白认为文字学(或言语学)

 是“语言文字的科学” , 其不仅有助于文学, 也有助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白话代文言而兴的时代, “整理中国旧有的这种科学, 却是大学的重任。

 ” [6]秉持这种思想, 瞿秋白在上大的中文系课表中开列了中国传统的金石考据学、 音韵学、 训诂学等。

 同时, 瞿秋白也赞同吸收外国文化, 认为学习外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 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

 的端倪。

 ” 他提出:

 “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 之职任, 亦就是‘上海大学’ 所以当有的理由。

 ” [7]在瞿秋白的引领下, 上海大学的教学既重视外语和历史知识的学习, 也注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和“批判继承中国的古代文化” [8]。

  1924 年 2 月, 因学生的增加, 上海大学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的新校舍。

 与此同时, 学制也有了改变, 分设“大学部” 、 “专门部”和“中学部” 。

 专门部应社会所需设有美术科、 英数科和新闻科。

 [9]从改进后的院系设置可见, 上海大学不仅关注中国文艺的“复兴” ,也关注学生未来就业技能的培养。

 如美术科的学生, 将编辑中小学校

 所用的艺术教科书、 筹办上大美术的暑假义务学校视为份内之事; 而英文系的学生, 以“上海为中外交通之枢纽, 英语之需要颇为急切” ,[10]免费为低年级学生教授英文。

  三、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 是该校独具特色的一个院系, 由邓中夏、瞿秋白等创立,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 引导学生掌握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后, 伴随着“改造社会” 的政治诉求, 社会主义思潮渐渐后来居上, 成为“一个时代精神” 。

 [11]1922 年 3 月, 经过在苏联一年的亲身体验, 瞿秋白提出社会主义学说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12]。

 而马克思主义是将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 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社会学系, 可以完善中国的社会科学, 有助于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社会。

 1923 年暑假, 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系, 课程有:

 社会科学、 社会进化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 其基本特征即为“教马克思主义” 。

 [13]系主任初为瞿秋白, 后为施存统, 教员大都是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成员和理论家, 如瞿秋白、 恽代英、 萧楚女、 张太雷、 杨贤江、 侯绍裘、 陈望道、 施存统、 沈雁冰、 郑振铎等。

 [14]从已经开设的课程及任课的教师来看, “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央、 中共上海地委、 团中央从事理论工作的干部, 几乎都派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 [15]共产党员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自己对社会主义、 对历史发展的最新认识, 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专门研究。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学自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举措。

  上海大学的课程设计, 从研究方法的养成到各领域的具体应用都有所涵盖, “上海大学课程设计在完善社会学理论时, 将辩证唯物论引入中国, 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二波高潮。

 ” [16]

 四、 实行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

 上海大学除课堂讲学之外, 每月还开设 1-2 次自由讲座, 以报告政治形势和解答时事问题为主, 主讲人均为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硕学” 、 名人。李大钊的“演化与进步” 和“史学概论” 、 马君武的“国民生计政策” 和“一元哲学” 、 胡适的“科学与人生观” 、 章太炎的

 “中国语音统系” 、 戴季陶的“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 、 恽代英的“中俄交涉破裂原因” 、 沈泽民的“欧洲形势与东方民族之关系” 、杨杏佛的“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 等[17], 都曾在讲座上展示; 吴稚晖、 刘仁静、 胡汉民、 杨贤江、 施存统、 高语罕等也都做过主讲人。

 这些讲座为学生提供了认识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学说, 便于其鉴别选择。

 1924 年夏, 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夏令讲学会” , 上海大学教师担任了一半以上的主讲, 邓中夏、 瞿秋白、 恽代英、 萧楚女、 邵力子、 何世桢、 叶楚伧等均做精彩的讲学。

 这次讲学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 发动和团结更多的青年及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1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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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成立各种类型的学生社团, 既有专业的学术团体, 也有同乡会, 开展活动的方式灵活多样, 不拘一格。

 1924 年 4 月, 上海大学已有美术科毕业同学会、 探美画会、 社会问题研究会、 三民主义研究会、 孤星社、 春风文学社、 平民教育委员会等十余个学生社团。

 学校通过这些社团, 把学生紧紧地团结在学校党组织的周围。

 社团活动带动了教师和学生所办刊物的涌现, 如校刊《上海大学周刊》、 孤星社的《孤星》、 上大中国文学系的《文学》、 上大学生会在“五卅” 运动爆发后创办的《上大五卅特刊》 等。

 学生们在刊物中提出“探讨学术真美, 培养高尚情绪; 适应社会需要, 灌溉革命精神” [19], 借助这些刊物, 上海大学将革命思想传播出去。

  五、 引领学生投身革命实践

 1923 年 7 月, 上海大学建立党小组, 成员有邓中夏、 瞿秋白、张太雷、 施存统等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 “这就使上大的党组织不同于一般党的基层组织, 党中央的方针和任务由他们直接带到上大小组贯彻执行” [20]。

 随后, 学校的青年团支部也建立起来, 很多优秀青年在上大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中共通过在上大开展的组织生活,对党团员进行较为严格的训练, 以增强其革命意识, 严格的组织纪律使人感受到“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 。

 [21]据 1926 年入上大的杨尚昆回忆:

 “上海大学, 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

 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 由组长讲形势, 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

 了什么书, 有什么缺点, 检查小资产阶级习气、 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

 那个时候倒是受了点训练, 要保守秘密, 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

 ” [22]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丁玲曾在平民女校学习,后在瞿秋白的动员下进入上大。

 有学者指出, 丁玲的思想变化同她“与瞿秋白、 向警予等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 特别是上海大学那段难忘的学习生活” [23]有密切关系。

  上大既是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也为社会输送革命人才。

 “外面需要党团员, 就由上大调去。

 ” [24] 1924 年 11 月, 上海大学组的党员增加到 23 人; 五卅运动后发展更快, 1926 年 12 月, 党员发展到 130 人, [25]“是上大建立党组织以来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 。[26]党团员在革命实践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1925 年“五卅” 运动时的“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 是由‘上大’ 学生林钧、 刘一清、 朱义权等主持的。

 ” [27]“在各校学生的反帝斗争中, 上海大学最为突出。

 ” [28]

  “把上大经营成革命干部养成所的计划使大批激进的内地青年在短时间内集中到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成为可能。

 1922 年 10 月改组前的上大仅有学生 160 多人, 而到了 1924年初, 已达 400 多人” 。

 [29]可见, 上海大学在进步青年心中已经成为革命的熔炉, 成为接受国民革命教育的必然选择。

  六、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观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 展示出其在民主革命时期举办高等教育的教育观:

  一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革命者的教育观。

 共产党人合理利用大学平台, 培养学生养成多方面的学识, 促进其思想的开阔性和创新性, 完善人格的修养, 从而培育出全方位发展的“建国人才” 。

 共产党人对中外学术采取较为科学的态度, 不狭隘, 不盲目排斥, 更有益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是重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观。

 共产党人在课堂上讲授辩证唯物论, 授予学生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 澄清其思想上的模糊认识。

 在与学生的讨论中, 共产党人也不断完善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 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是注重革命纪律约束的教育观。

 上海大学在共产党人眼中不仅是一所普通的高等教育学校, 更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因此严格的党团组织纪律教育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对青年学生严格的组织训练, 增强了学生的革命意识, 也为培养优秀的革命干部奠定了 基础。

 四是注重革命实践的教育观。

 共产党人将培养革命火种作为检验学校教育成果的重要方式, 重视学生与工人的结合, 引导学生走出学校, 积极参与革命斗争, 号召人民大众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

 学生的活动也扩大了学校的影响, 鲜明地树立起上海大学的革命形象。

  革命实践证明, 共产党人立足这些教育观培养改造社会所需要的“建国人才” , 其探索和实践弥足珍贵, 并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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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员, 博士

 ■ 特约编辑:

 鲁月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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