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新一宗教雕塑与中外文化交流
1 调查研究新疆宗教雕塑的必要性
新疆地区处在丝绸之路的中枢，东西方交往远比汉通西域的文献记载要早得多。按照最新的理论，人类从非洲产生，走出非洲以达整个地球的各大洲。从新疆、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考察，当时东西文化即已开始发生碰撞。贵霜文化(犍陀罗文化)、古典西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安息文化)、中亚其他文化(粟特文化等)，以及埃及文化、东方的汉文化和草原文化(本土文化)，错综复杂，这就是“西域美术”也是“西域雕塑”产生的历史背景。
根据1983年我带研究生到丝绸之路新疆诸石窟调查的情况，各石窟壁画遗存尽管也受到列强的掠夺，数量尚相当可观，基本保留原貌，但雕塑则几乎荡然无存。20世纪初期列强学者的盗掘，基本上把埋藏在地下寺院遗址及石窟的雕塑劫掠一空，因而要研究古西域(新疆)的雕塑，特别是佛教雕塑，只有凭借流落西方的这批实物了。2002年我带沈博士等人到欧洲，才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等处见到这批被劫掠的雕塑(图24、图25)。当时被震慑的程度，不低于往昔在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见到龙门石窟北魏《文昭皇后礼佛图》时的情形。使我感到第二个震慑的是它所受外来艺术影响的强烈和作为“西域美术”本身的特色。
要研究我国境内丝绸之路诸石窟与寺庙的佛教艺术，雕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壁画及其他艺术品可以互补，这样才可以全面地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
2 犍陀罗艺术
在古印度，犍陀罗与秣菟罗是迦腻色伽王(约78～144年)统治时期佛教造像的两大中心。犍陀罗古国是印度西北的佛教中心。这个地区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前326年)后，即为希腊人所占有。犍陀罗的工匠们沿用希腊雕造手法雕造大量佛像。造像地主要在犍陀罗古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临近的阿富汗东部一带)，故名犍陀罗艺术。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特点是形象写实性强。面部明显具有欧洲人特征：波浪形头发，深目高鼻，眼睑细长，丰颊薄唇。头部肉髫多采用束发式。着希腊罗马式披袍，佛之天衣通肩缠绕，或袒右肩，跣足，衣服紧贴身体，衣纹堆叠有厚重质感，稠密而有规律。佛与菩萨有项光，项光作平板圆形。雕刻的材料主要是青灰色云母片岩，显得凝重肃穆。犍陀罗的雕刻艺术是由希腊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融合而成。将西域雕塑与今存印度犍陀罗佛像进行比较，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西域北道)出土的佛像木雕、米兰第二寺遗址出土的佛头像、图木休克东寺遗址出土的天部像泥塑、克孜尔石窟柱窟出土的木雕佛坐像、七格星石窟寺麒麟窟的泥塑佛像(图26)、七格星石窟寺星宿窟出土的泥塑佛像都属于此一类型。到4世纪印度文艺复兴时期，笈多式雕刻则发生变化，佛像发式被雕成螺旋形，面貌不像欧洲人而成为印度人的理想型。菩萨像多上裸下跣，腰间到膝围有裙裾，璎珞华丽，衣服纤薄贴体，充分表现了肉体的美，衣褶变为浅平行线，完全从属于形体的变化。只是这些佛像雕塑，因新疆缺少石材，改为泥塑和木雕为主。
3 古典西方式(希腊、罗马式)艺术
上文提到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受到希腊的影响，但它与古典西方式(希腊、罗马式)艺术还是有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佛像雕塑形式，也可称之为正宗的希腊罗马式。1996～1998年我在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时，接触到“西域南道”若羌米兰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时，惊异于这些壁画上出现的神和人的形象，巨目、隆鼻、肤色白，背上长出双翼，简直像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壁画照搬过来的。从而推论这些壁画的作者，不是希腊、罗马人，也应该是欧洲人。近年来新疆的考古证实远在3000年前就有欧洲人在这里活动。在公元4世纪(魏晋时期)有欧洲的画家、雕塑家在这里进行艺术活动是不奇怪的。考古学家已从克孜尔石窟找出来自叙利亚的画家所画的壁画，上面有画家签名。2001～2005年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报道并证实了距今2000年前曾有一支罗马军团来到中国，在今甘肃永昌县者来塞定居并繁衍后代。
这种在新疆发现的古希腊罗马式的雕塑可以“西域北道”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泥塑佛头像为代表。
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二处遗址在“西域北道”的最前部位于巴楚县和西域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喀什，被认为是“西域北道”西端最重要的佛教遗迹，属龟兹文化范畴，其出土的雕塑因之也具有重要意义。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由伯希和发掘，出土大量泥塑圆雕和高浮雕像，仅佛头就有128件，其中多件现在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陈列(图27)。还有与和田地区相近的兽面以及少量木雕像。
这些雕塑的时代从3～7世纪，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前期。上举数例即为古希腊罗马式的典型。托库孜萨拉依佛寺B殿残存壁上尚存佛教故事浮雕，是新疆地区唯一的高浮雕遗存，具浓重的古希腊罗马式风格。如后数第4铺，中间塑菩萨坐像，两侧塑孔雀羽毛，上面两侧各塑一身飞天，飞天有翼，菩萨宝冠上有一对鸠卧于巢中，这些都明显具有西方古典艺术的因素。又附近图木休克佛寺遗址的佛塔之西殿中的佛像中，从其中一件跪坐合掌像也可窥见古希腊罗马艺术的身影。
4 波斯文化与袄教
根据先辈张星、夏鼐先生的研究成果，波斯在安息王朝(公元前248～公元227年)即与我国发生交往，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初，波斯遣使中国就达10次之多，但直至北魏，史书始见“波斯”一名。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其背面是袄教(拜火教)祭坛，拜火教是该国国教(波斯萨珊王朝自222年建国后，国势强盛)。河南陕县隋墓也出土波斯银币，又广东英德县南齐墓也发现3枚波斯银币。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陆、海两路，波斯与中国的交往是很频繁的。欧洲人有一种说法，说是伊斯兰充当掮客，促成西方和远东之间的贸易。因为波斯等伊斯兰国家地处欧洲希腊、罗马和中国之间的缘故。
据金申先生并引孙机先生的文章，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金铜燃肩佛坐像(图28)，被公认是十六国时期(约350年前后)的，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其制作地很可能是古西域的新疆地区，由西域僧人携入。佛像面相带有伊朗系人种特征，着通肩式大衣，双手作弹定印，趺坐于方台座。两侧两狮子，双肩上各生有如锯齿状四股火焰纹。燃肩(也作焰肩)与波斯人崇信拜火的袄教有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里发现的佛像画，一个是身后有项光的童子，另一个为两肩各有4束火焰的佛像。这种焰肩佛像正是“波斯化”了的佛像形象。這说明当时佛教初传中国不久，画工对佛教艺术只是一知半解，偶有所见便觉时髦，采入画像之中。又沂南汉墓石刻《大傩图》中驱鬼傩像，一些肩上冒出状似翼翅的火焰，其实也是焰肩，是受波斯袄教的影响。
在迦毕试(今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出土的舍卫城石雕像神变(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为肩上出火。可见
燃肩佛是古迦毕试佛教受袄教影响最早创造出的样式，在贝格拉姆古城国附近派特瓦寺院遗址出土的双肩各带4束火焰纹的石雕禅定佛坐像(时代约为3世纪)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佛像极为相似。此后这种燃肩佛随法东传，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吐鲁番的拜西哈尔石窟第3窟和都善的吐峪沟石窟壁画都画有燃肩佛像壁画。佛像雕刻出现火焰纹的还有克孜尔窟孔雀窟的木雕佛像(6～7世纪作)。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石刻，据发掘报告，考为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之际，此处佛像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出现的东汉末佛像石刻地点相近，当是属于海上输入的佛像线路。
5 粟特文化与曹仲达
在谈到古西域的宗教输入时，一些论著大多未曾提要粟特文化。直到1999年10月在山西太原发现隋代旅居中国，“检校萨保府(统领外来民族)”职掌袄寺的粟特人虞弘墓的石椁与墓志，这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粟特人之称，在汉、魏的文献中已见记载。他们主要居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的小王国，即史称昭武九姓的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等。从三国魏、西晋开始，由于经商以及粟特本土受到突厥、大食等势力的侵袭，使大批粟特人向东迁徙。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期间，有的入仕军政机构，而大多以行商活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到北周时，粟特人大量移居内地，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曾发现了多处与粟特文化有关的墓葬石棺、金银陶瓷器，在石佛造像上也常出现粟特人的形象(如山东青州出土的北齐彩绘石佛大衣上所绘的胡人)。他们大都聚族而居，信袄教，聚落中设袄祠，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境内的移民，其统领人物被政府任命为“萨保”。到唐代建立时正式把州县中的胡人聚落地改为乡里，如敦煌的“从化乡”等。
粟特人善于经商，而且能歌善舞，一些人还善于绘画雕塑，如活动于北魏到北齐的曹国人曹安达、曹仲达等。据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述，曹安达一家在中国生活了几代，以善弹琵琶等出名，其女还进入北齐后主的宫廷，封昭仪。同一家人的曹妙达且以之开府封王。
曹仲达(约530～590年后)，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小国)人。北魏末年(533年左右)，曹国人曹婆罗门流寓中国。《历代名画记-曹仲达传》称曹仲达“北齐(550 577年)最称工，能画梵像，亡竞于时”。他出仕北齐，官至朝散大夫，画有《齐神武临轩对武骑图》《卢思道》《耶律明月》《慕容绍宗》等人像，又有《弋猎图》《名马图》等。曹仲达的画和雕塑(当时画塑共通，作者大多兼通二者)被称为“曹家样”“曹衣出水”。他对北齐佛画与雕塑的时代风格的形成与规范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入隋后，曹仲达影响仍显著，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说：“隋之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踪，传模西瑞，京邑所推，古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大正藏》第54册421页)《两京城坊考》著录曹仲达在隋代尚作有大兴善寺、胜光寺(原开业寺)两处壁画。
所谓“曹家样”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曹吴体法》说：“吴(道子)之笔，其势圆转，而衣袂飘举；曹(仲达)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曹衣出水”就成为“曹家样”的三个特点。实际上这种被称为“梵像”“外国佛像”的“曹家样”的三大特点，在4世纪前输入的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就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首先是受希腊影响的重视形体以至裸体，衣服紧贴身体如同刚从水里出来一般，这正是希腊艺术中所强调的。“衣服紧窄”，这是指穿的“胡服”是紧贴身体的，它与“宽袍大袖”的中国士大夫服装相对而言，也与“吴家样”的“衣袂飘举”，“吴带当风”相对而言。“其体稠叠”是指衣纹紧密而整齐的排列，这从新疆到敦煌的早期佛像中都可看到。如传世的犍陀罗石佛、新疆图木舒克的立佛像身躯(图29)、甘肃炳灵寺第169窟十六国时期的立佛泥塑皆是如此。云冈第19窟右上方的立怫，可以看到在曹仲达以前便已不断受到西方影响，只有到曹仲达以后才成为典范。故道宣《集神州三宝成通录》已称之为“妙尽梵踪，传模西瑞……皆其真范”。到了唐代，“曹家样”已被整个社会公认为当时人物绘画与雕塑的楷模。可与之比较的有：隋唐阿弥陀佛坐像(图30)、唐代半跏菩萨坐像。
“昭陵六骏”中二骏外流与陵墓雕塑艺术
1 第一次盗走“昭陵六骏”的“二骏”
著名雕塑史家王子云教授提出，中国雕塑可分陵慕、宗教、建筑园林三大类，自成体系。就陵墓雕塑的外流来说，最著名的要数唐太宗昭陵六骏石刻浮雕中的拳毛脶和飒露紫二骏石刻。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即选定距京城长安以北百余里的九叟山北麓为墓地，是为中国陵墓“因山建陵”之始。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下葬，昭陵营造共历时13年。为了向后人夸耀他统一天下的赫赫战功，特在陵的最前面东西石室的祭坛两庑置放征战立国的六匹战马浮雕，相传为当时充当营山陵使的工部尚书、著名画家阎立本起稿，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刻，李世民亲手题赞，令书法家欧阳询书写铭刻于石座。昭陵六骏由六块高约170厘米、宽200厘米的长方形石灰岩雕刻而成。六骏是：拳毛娲(图31)、飒露紫与丘行恭(图32)、什伐赤、特勒骠、青骓、白蹄乌(后四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一匹站立，为飒露紫；两匹作行走状，为特勒骤、拳毛骗；其他三匹作奔走姿势，为青骓、什伐赤、白蹄乌。
民国初年，局势未稳，“昭陵六骏”国宝为中外奸商、“学者”所垂涎觊觎。民国3年(1914年)至4年，古董巨商卢芹斋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勾结(一说是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派毕士博来华与古董商勾结)，第一次到昭陵，把“六骏”浮雕的拳毛，蜗、飒露紫盗走。卢芹斋又与袁二公子勾结，将盗来的“昭陵六骏”二骏，在袁世凯的庇护下，以合法名义出口美国，售予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州大学博物馆)。当时开价15万美元，这在近百年前的美国已是个天文价码。
以上系据《文物天地》的报道。又据中央电视台四频道2005年11月“国宝档案”说，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毕士博于1915～1916年间来中国，深入华北各地15个月，调查了许多石窟并盗走一批雕刻作品。其时他向北京的古董商赵鹤舫提出要求，经赵鹤舫策划并串通袁二公子，由袁世凯的亲信陕西督军亲自前往昭陵盜取“二骏”。他们得手后再与卢芹斋联系，由卢转售美国，经还价以13.5万美元售予宾州大学博物馆。
2 第二次又盗“昭陵六骏”的其他四骏未成
民国7年(1918年)，窃贼第二次将“六骏”的另四骏凿开装车。这回却被当地百姓发觉，触动众怒，起来拦截，
这才把“四骏”截留下来。据说当时窃贼惊慌失措间，使车上的“四骏”跌落山谷，“四骏”均已打成多块，虽受到很大的损伤，但国宝总算被保留下来。“四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馆内。笔者曾多次到该地参观揣摩，所见“四骏”确被打成数块，经凑合，仍然伤痕累累。而另“二骏”却被掠远渡重洋，流落他国，令人痛心疾首。
据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国宝档案”说，盗取昭陵其他四骏是古玩商赵鹤舫的第二次策划，已得手，由毕士博督运装船经水路从陕西运到山西，其间由陕西的另外两个古董商在船经某地换取给养时“调包”，换上假货墓碑等石头，装入木箱，抵美后，打开才知不是原件。石刻破成数块是盗贼为运走方便故意这样做的。
3 “昭陵六骏”飒露紫与拳毛骆的艺术
根据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的排列次序，西侧三骏的位置是：飒露紫、拳毛骆、白蹄乌；东侧是特勒骠、青骓、什伐赤。
飒露紫有人物与马，是“昭陵六骏”中艺术价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绝世珍宝。文献记载，征战打天下的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时，两军交战于洛阳邙山，所乘名驹飒露紫被敌利箭射中。大将丘行恭射敌骑，下马拔出飒露紫身上的箭矢，最后突阵而返。石刻突出了大将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瞬间动态。飒露紫马头贴近丘行恭，强忍伤痛，马的三腿挺立，左后腿后缩，躯体后倾。丘行恭全身戎装，裹头巾，穿长靴，腰佩剑，挂箭筒，左手执马缰，右手拔马胸前箭矢，左脚前跨，头部贴近马头，全神贯注于拔箭这一动作，表现了一个大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临危不惧，沉着为马拔箭的气度和人与马之间的休戚相关的交流情景。这座高浮雕的历史纪念碑，形神交融地将战马的形象和浓郁的人情味充分表露。从雕刻的手法来看，丘行恭面部严肃而冷静的表情刻划，手的细微动作的表现，全身戎装的部件装束，都是唐代大将的典型形象。对于马的雕刻来说，全身比例、解剖精确。马的眼睛刻划，马身后倾，忍住剧痛而等待将军的援助，人马交融的精神已达最高境界。再如“三花式”高耸的马鬃毛，束缚马尾，都是唐代特别是作为太宗李世民的坐骑的典型形象，是一座唐代最高成就的历史纪念碑，表露了唐代的強盛和大唐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豪迈雄强的时代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西方希腊、罗马历史纪念碑媲美，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
拳毛骆是表现行进状的动态。表现骠肥身壮的战马身中九箭，仍然坚持前进，其头稍低，步履稍小，左前腿提起朝前迈，右前腿有力地斜立着，右后腿提起后行将落地，左后腿坚实地站立。太宗给它的赞语是：“月精鞍辔，天驷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表彰它虽身负重伤，仍前进不倒，天马行空，为其打天下建立汗马功劳。
4 “昭陵六骏”所在祭坛的考古新发现
为了重现“昭陵六骏”的雄姿，2002年有关部门在原六骏浮雕的祭坛上重新放置六骏浮雕的复制品。在清理基座时，发现了三块巴掌大的六骏石刻小块，一个是马后腿的关节部分，一个是马后腿的蹄腕部分。经对接，一块是什伐赤的，一块是青骓的，另一块对接不上，有可能是已外流到美国的“二骏”；之一的。
三块石刻上的腿毛一根根都刻得细腻而清晰。这说明在1300年前的原件，与经过自然和人为的损伤后的作品有很大距离。说明当年由阎立本打样画稿，然后由宫廷能工巧匠核心雕刻的作品，是一件十分精细的纤毫毕露的作品。并可以了解当时从起稿打样到雕刻的过程，它是在一件勾勒十分精细的画稿基础上，然后按照浮雕制作程序雕刻而成的，现在在西安碑林及近来发现的多座唐墓石椁线面上，都发现多处石刻马的线刻画，这些都可以作为当年“六骏”勾线底稿来了解，也可说明唐代线稿打样(绘画)与雕刻的关系。
5 国宝外流与奸商
说到“昭陵二骏”的外流，虽令人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具体的执行者，但这里还有个“内奸”的民族不肖子孙问题。从最高地位的袁世凯到他的二公子，还有亲手参与盗取“昭陵二骏”的陕西督军以及接受袁世凯和袁二公子之命参与盗取响堂山石窟的县令，再就是古董商卢芹斋、岳彬、赵鹤舫等等。
美国宾州大学收买卢芹斋经手的“昭陵二骏”和收购卢经手的8件等人大的佛像中的3件，可以说是中国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外流有案可查的最早记录。
卢芹斋(1880～1957年)，1900年左右到法国巴黎，最初做过餐饮业的门房，又和驻守巴黎的中国使馆人员开设古玩店。1908年正式经营公司。1911年起，他筹组跨国古董出口企业来远公司，在上海、北京分设办事处，同时在美国纽约另辟一店。卢芹斋勾结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靠经营古铜器、玉器以及对法国人口味的清代瓷器、三彩釉器等奠定根基。他经营宗教雕刻艺术品的买卖大致起始于1909年到1911年，当时由北京办事处弄到8件同真人大小的石雕佛像船运到巴黎。这些石雕在欧洲找不到买主，1914年冬至1915年间，他又拿着照片到美国兜售，宾州大学博物馆首先成为买主，买下3件，现知其中一件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开凿的河北响堂山石窟菩萨立像。梅尔夫人买下1件，1件售给底特律学院，1件为某私人收藏，2件较小的，后来卖给法国圣特夫人。卢芹斋经营的这批佛像，之所以未能在欧洲售出而在美国行销，这与1914年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而美国却未受影响有关。1915年后，卢芹斋被称为第一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最大的古董商。
6 外流的玉器
关于外流的玉器雕刻，时代最早的可以提到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所藏新石器时代的玉鸟(图33)。尽管这一玉制品未能说明出土地点，但一般的新石器时代石器、玉器大多出土于墓葬。对鸟的表现来说，南方的良渚文化大都以鸟为图腾，曾出土过不少与鸟相关的石雕或线刻画，此玉鸟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有关。这件玉鸟可以看出是利用玉材的原形作为基础，然后进行雕琢，像一只雏鸟，稚拙可爱。再如标明为良渚文化的半圆形玉饰(图34)，是在半圆形的玉石上，浮雕—人像，头戴花冠，五官以阴线琢出，不很流畅的阴刻线纹具有新石器时代的工艺特征。
美国西雅图艺术馆所藏商代玉器龙纹玉佩，可称佳品。其造型首尾内卷，整器呈圆形。这种造型手法很像东北红山文化的玉龙，也说明了商代玉器的制作与原始社会红山文化的传承关系。
关于玉器的外流情况，因玉器大多系小件制品，容易携带出口，外流起始于何时及外流情况少见记载。因为中国艺术品的外流大多与古董商卢芹斋有关，故根据卢芹斋的有关材料看，在1909年以前，欧洲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销售清代的瓷器。1915年卢芹斋将8件佛像的3件卖给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是为佛像外流的最早记录。1915年大致也可以作为中国玉器、青铜器外流年代的上限。
7 外流的陵墓石刻
根据现有记录，汉代外流陵墓石刻的石兽有多处，分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图35)、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美国佐治亚州美术馆、美
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图36)、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
关于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藏的石兽，曾著录于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抗议美帝掠夺我国文物》第54图，说原藏地在南京。朱楔《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亦加以著录，并指出：“观其作风，雄浑沉着，显系六朝初期刘宋时代作品。”拙著《南朝陵墓雕刻》认为：“此对石兽(指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及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品)都只存头与身躯部分，腿尾均残，其造型特点是：胸腹部作瓜棱状突起，脊骨节鼓起，翼部用螺旋状平行线刻出，风格与南京麒麟铺刘宋石麒麟最为接近。其一独角(指在美国者)，另一只角已残(指在法国者)，可能是双角，当为刘宋帝陵之物。”又说：“现在美国的石麒麟风格具有刘宋的特点，而较麒麟铺二石兽灵巧(小巧之意)，制作年代也晚于它。《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说宋文帝长宁陵‘麒麟及阙形势甚巧’与此符合。张璜《梁代陵墓考》记载高黄村有宋长宁陵石麒麟，而朱希祖著作中说曾到高黄村探访，却未访得石兽，那么，这对石麒麟很可能被古董商盗运出国。由此推测现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之石麒麟，可能即为宋文帝长宁陵之物。”同书还谈到：“宋文帝长宁陵，据《南史》及《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南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冈上。’据朱希祖考，萧嶷第在青溪北部，则长宁陵本在东岚(今南京后宰门底半山园)，后迁东冈，距麒麟铺—对石兽尚有一定距离。”
2002年我到巴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调查，曾对此双角的石麒麟进行考察，感觉其与旁边陈列的一汉代石兽大小相当，与人身躯比较也显得“灵巧”，不算宏伟，即与我对南京、丹阳南朝石兽的考察对比，感觉比南京南朝刘宋武帝刘裕陵的一对石麒麟体积要小。此为其一。二是法国、美国所藏是否一对?从大体形象考察，二者颇为类似，而且一为独角，一为双角。但法国的一只其颈胸一道道平行纹饰为横的，美国的一只却是直的(如瓜棱)，两者有别。是否同一对麒麟颈胸纹饰可以不同?三是法国藏的一只这种颈胸平行横的纹饰在我所见的南京、丹阳所有石兽中都未见到，这也是一個疑点。但查文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记南朝宋文帝长宁陵说：“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而宋孝武帝于襄阳所取样的今存的河南南阳东汉宗资墓的麒麟，其颈胸的纹饰平行线恰好是一为纵的平行线，一为横的。这是巧合吗?总之，关于这两只石兽其时代是否为南朝，原藏地是否为南京，目前，我的意见还是倾向于《南朝陵墓雕刻》的说法。这里也把疑点提出来，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南北朝以下，唐宋及以后的陵墓石刻，在欧美仍有所见，如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及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所藏，大多已收入拙著《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这里就不细说了。
8 外流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品
关于青铜器皿，在中国传统的工艺制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夏、商、周时代的礼器、食器、酒器，还有铜镜、带钩等生活用品。这里只是指圆雕或浮雕等与雕刻艺术有关的历代青铜器美术品。
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的出土与收藏历来为各界所重视，而其被掠夺外流仍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而且与当时的时局有关。
如《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域外拾珍”栏目所载的《流失的青铜珍品鸟纹卣》一文，谈到民国年间陕西的军阀党玉昆，在1917年至1928年间，征派当地的民工和所属士兵数千人，对宝鸡斗鸡台戴家沟等地进行盗墓，所获青铜器达千余件，完整的有"／40多件，大部分青铜器送其巢穴凤翔城中。1928年，冯玉祥所部宋哲元兵攻克凤翔，党在战乱中死亡，所有文物全部落入宋哲元手中。后来大部分经古董商之手流落国外，而古董商很可能就是卢芹斋。文中所举的西周时期凤纹卣(图37，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就是其中重要珍品。
卢芹斋经手的青铜器外流事例还可提到1928年在山西浑源县出土的青铜牺尊。是年春天，这批青铜器为当地农民高凤章发现，轰动一时。法国古董商王涅克进村强买，高凤章坚决不卖。几经周折，这批青铜器牺尊以重价卖给当地的一个古董商，继而转手到了卢芹斋手中。卢准备偷运出国，消息被透露到当地的《申报》上，舆论大哗，特别是当时名流郑振铎撰万言书大事声讨。到20世纪40年代末，卢芹斋还是想将这批牺尊偷运出国。装运的大木箱都已上了邮轮的货仓，这时突然来了几辆汽车，车匕下来几个人，这些人中有海关的和上海博物馆的鉴定专家，他们以海关的名义把这批国宝扣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府就将牺尊移交上海博物馆，陈列在该馆青铜器馆中。这一春秋晚期的晋侯彝器精品代表——牺尊，被称为上海博物馆的十大藏品之一。
根据有关记录，民国期间大量外流的商周铜器，大都与卢芹斋有关。著名学者陈梦家赴美访问，为撰写《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卢芹斋还打开仓库，就其收藏的312件历代青铜礼器，让陈梦家研究论著。陈梦家赴美撰著的《流失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易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已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51年到1952年共7次致函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任经理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之子徐伯郊，要他着手代为国家收购卢芹斋遗存在香港的书画珍宝。并致书徐伯郊说：“闻卢芹斋在巴黎病危，他的东西有办法托人收购否?”稍后，卢芹斋委托在上海的古玩代理商叶叔重将留沪存货3075件文物捐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7年秋，卢芹斋病死于瑞士。
9 外流的陶俑
陵墓中陪葬陶俑、石俑、木俑和三彩釉俑等，是中国墓葬文化的一个特色。在欧美、日本各博物馆所见中国历代之俑甚多。最早的有战国墓出土的镇墓木雕怪兽、俑等，如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等都有陈列(图38)。秦始皇陵陶俑，已被公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因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得以很好保护并宣扬于国际。但据闻西安仍有人以“将军头”盗卖出国(未成)而被判死刑者，可见新中国对待文物外流政策之严厉。尽管如此，历代艺术品珍品的外流仍然时有所闻。西安西汉文帝陵出土的裸体陶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却有此类俑见之于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的陈列!
2002年我在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参观调查时，在馆内书店买到—本《中国——马与人》的书，是该馆从1994年12月以“中国文明的起源”特展起头的第二次特展的图录。这本图录刊载了布鲁塞尔私人收藏家博澜先生所捐赠的汉唐时期的陶俑精品60多件，也是我们在参观该馆时陶俑陈列的主要部分，汉俑中有骑马的仪仗俑、男女侍俑，还有陶马、陶狗等，其中一个侍俑表情细致，体态生动，有汉代特有恢弘大度的特点。唐代的有男女侍俑、舞俑、乐俑、仪仗、吹奏俑、胡俑(多为牵驼者)以及陶驼、陶马等，特别是其中一组打马球俑最为生动(图39)，表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喜好与生活状态。
(未完待续)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