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难说他没有受到过偶像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刻，偶像给予了我们不可或缺的指引和鼓舞，激励了一代人的成长。
偶像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定义，有着具体的指向，甚至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总的来说，偶像所代表的，是更为贴近我们内心理想的一种形象，有时候，它会附加在我们的想象之上，抵达完美的边缘。我们对于偶像的热爱和崇拜，更多的是源于我们内心对于理想和完美的执著。那些被称为偶像的人物。之所以被我们关注和效仿，是因为他们具有引领这个时代的魅力和能力，他们符合了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被时代选择，并推动了时代的前进。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偶像都盘踞在民众群体的影像之上，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偶像代表着那个时代，同时其自身也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历经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各个时期的偶像也在发生着变化和更改。从这些偶像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偶像的更改代表了时代主题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和发展的足印。从对这些偶像的回顾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几十年来世界观、价值观的变化和更迭。甚至。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时代的走向。
在对以往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时期的偶像，都精准地反映着他所处的时代。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当今，偶像也逐渐泛滥成灾。我们很难说某个人引领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我们自身掌控着生活的主动权。因而，偶像逐渐变得更为个人化、去集体化。也许，我们每个人内心中的偶像正是我们自己，怀揣着对自我的价值观，投身到群体的洪流之中，这个时代也因而显得纷繁而多元。
五十年代：缅怀舍弃生命的先烈
50年代，我们的偶像是英雄。结束了数+年战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休养生息，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开始过上了好日子。面对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人们不禁开始缅怀为新中国的成立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先烈，政府、媒体、文化界将一个个壮烈的英雄事迹呈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全国掀起了对英雄事迹的纪念热潮，人们用各种方式缅怀心目中的英雄……
五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十年。社会生活一片阳光明媚，有些问题还可以拿出来争论争论，比如有读者来信讨论“穿花衣服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也许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会觉得很好笑，但这在当时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那时的青年偶像，以生产战线的标兵为主，比如1950年涌现出来的女拖拉机手粱军。拖拉机手可是当时最时尚最拉风的职业，黑龙江姑娘粱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开着拖拉机在北大荒开荒种地，是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她开拖拉机的志向还是来自一位前苏联的巾帼英雄巴莎，这位巴莎更神奇，她不仅开拖拉机，还开着坦克上了战场。1962年4月我国发行的一套面值为一元人民币上的图案，图中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粱军。
六十年代：爱岗敬业先人后己成典型
在六十年偶像制造的历史里，《中国青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它是当时的“造星第一刊”。不少响当当的英横和青年偶像都从这本杂志走向全国，像女拖拉机手粱军、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昊运铎、为抢救公共财产牺牲的向秀丽、为保护民兵牺牲的王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拦惊马的欧阳海、引发人生观大讨论的潘晓、身残志坚的张海迪、长江凛流英雄尧茂书，都跟《中国青年》有不小关系。
保尔·柯察金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中国也有一位保尔，他是吴运锋。1960年。吴运铎的事迹在《中国青年》上刊登，他马上成为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吴运铎是一位枪械专家，在战争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各种炸弹地雷的试验，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来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但是仍然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这位意志比钢铁还强大的吴运铎，和堵枪眼的黄继光，被火烧死的邱少云一样，都是孩子们心里的超级英雄，他们在玩打仗游戏的时候，会惟妙惟肖地模仿他。
在所有的偶像里面。雷锋的地位是巨星级的，他是新中国偶像里影响最大的腕儿，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人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喜欢在结尾写上这么一段，老奶奶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小朋友回答：“我叫雷锋。”
1963年3月，刊有毛泽东题词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发行，累计销售达到了800万册，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读者就将10万字的专辑手抄了一遍。雷锋的魔力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越是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们越是呼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为了证明雷锋的影响力，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说美国西点军校的校园里有雷锋的雕像，学生们还要学习《雷锋日记》，经过调查证明，这些只不过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王杰、欧阳海都是和雷锋同时代的英模，王杰为掩护民兵趴在手榴弹上，欧阳海奋力拦住惊马，他们都有高大全的完美形象。是高尚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了，雷锋其实就是个普通人，在天安门借别人的摩托车照相还回家显摆，他还给喜欢的女孩子写过缠绵的情诗，但在当时。雷锋只能是一个完人。
七十年代：科学家一枝独秀
陈景河：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1933年，陈景润出生在福建，自幼家庭拮据。在福州英华书院念高中时，受数学老师沈元影响，陈景润迷上数论中一道著名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并立志要去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陈景润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957年10月，他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
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简称“1+1”)，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不管上班、下班、走路、吃饭，在厕所改建的3平米宿舍。还是在6平米的锅炉房，他都在不停地思索和演算，对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进行着艰苦验证。
1966年5月，陈景河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这距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
其后，陈景润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还保持着领先地位。陈景润传奇式的学习成才之路，使人们深刻感受到科学的价值和魅力，激发起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投身科学研究的巨大热情。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八十年代：文体偶像大兴其道
到了1980年，一个叫潘晓的名字出现了，我们的偶像发生了重大变化。
潘晓其实是两个人，男青年叫潘袆，是一位大学生，女青年叫黄晓菊，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他们写出了史上最牛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反响大到什么程度?仅仅编辑部收到讨论这事儿的稿件就有六万多封!而且不少稿件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青年联名写的，这应该创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
跟雷锋欧阳海不同的是，潘晓这位青年的心灵代言人，是软弱的。是彷徨无助的，是信仰迷失的，而不再是神圣的，偶像不再是超人。他们成了平凡的人，这就是人的解放。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成了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符号。
1983年，张华跳入粪坑救一位老大爷，结果牺牲了。他也引发了一场讨论，大学生去救一位老农到底值不值?一直也没争论出个结果。有趣的是，当时有些部门对张华进行了不可思议的美化，让我们看看2008年5月7日《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传记中的张华，从小就是一个抢险救人的专业户：他，11岁时跳入刚刚化冰的江水中拯救起落水儿童；在饶河农场当知青时用身体做灭火机碾灭了森林大火；大学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救活了难产的孕妇母子；回到家中又在七里河跳入洪水救起了老大娘；秋游时在悬崖边一个箭步救回了滑坡坠崖的同班女同学……”神奇吧。这些事怎么都让张华赶上了?这样离谱地塑造英雄，反倒让英雄变得不像个人了。对这样造出来的英雄人们开始保持怀疑，比如在山火中牺牲的小学生赖宁。
在中国偶像史里，张海迪也许可以这样写：她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偶像。这是因为。她不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再是做听话的螺丝钉，而是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微笑着挑战困境，追求自己的理想。张海迪更像一个普通的人，她的性格更丰富。更具有人性的新鲜感。她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学习、就业、人生理想等难题。正是当时千万青年人所面临的真实遭遇。偶像与崇拜者，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同呼吸，共命运。同喜同悲。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像一个青年人一样，遭受过巨大创痛，正在自己的人生荆棘路上摸索前进。同样需要克服迷茫、动摇、挫折、退缩等人性的弱点。所以。张海迪不仅仅是青年的代言人，她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与张海迪几乎同时的，还有陈景润、聂卫平、中国女排。一位数学家之所以成为社会崇拜的偶像，是他呼应了一个科学的春天的降临；蕞卫平、郎平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成为一个民族莺新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这些新时期的偶像与张海迪一起，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的群英谱。
1989年，中国青年杂志举办了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抗日英雄”聂卫平、《红高粱》导演张艺谋、对越作战的冷枪杀手向小平、电影明星潘虹、游泳运动员杨文意等人选，显示了这个社会选择偶像的标准，正走向空前的多元化。
“女排精神”振奋国人
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比赛采用单循环制。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
1982年。中国女排参加在秘鲁举行的第9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形势十分严峻，中国队以3比0轻取古巴，赢得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此后中国女排又以3比0战胜前苏联队，杀人四强。并最终在与东道主秘鲁队的冠亚军决战中以3比0完胜，首次获得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
1984年，中国女排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中国女排又在分组赛被宿敌美国队击败，其后却越战越勇，最终，中国女排在决赛以直落三局轻取主办国美国，首次获得奥运金牌，同时亦成为女子排球三连冠。
接着两年，中国女排又获得了1985年第4届世界杯冠军和1986年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成就世界女排史上首个五连冠的佳绩。
8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中国女排夺冠后，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国歌一次次奏响的场景，让中华儿女热血沸腾。一时间，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发扬女排精神的热潮。“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女排精神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中国女排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更是中国在80年代腾飞的象征。
朦胧诗：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启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的《今天》杂志，在第一期就旗帜鲜明地奏响了迥异于过去30年的文学新号角，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朦胧诗的“崛起”及其命名方式都蕴含了无比深刻而丰富的话题。朦胧诗是利剑，它松绑了时代的精神禁锢。朦胧诗是序幕，它揭开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全民为诗歌疯狂”的文学时代。朦胧诗还是“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卫，它带来了又一轮文化新思潮的滚滚雷声。
《朦胧诗选》，这是第一本朦胧诗人的选集，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抢购一空。至今，这部选集总共印了二三十版，共卖出25万多册。“很多人是读着这本书成长起来的”，时任编辑的邓萌柯说，在当时，床头摆一本《朦胧诗选》是大学生宿舍最普遍的现象。而《双桅船》定价0.35元，《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定价0.38元，这些书都连着印了近十次，带动了青年人写诗的热潮。“80年代尤其在大学校园，几乎人人写诗。到处是诗人，当时说树上的叶子掉下来，砸到的都是诗人。”现代诗评论家、舒婷的丈夫陈仲义说。
1983年朦胧诗在官方刊物“失宠”。一段时间。有民谣写道“革命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小花小草眯眯笑”。但朦胧诗人并没有消失。“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都在80年代后期写出了真正的代表作。”在《诗刊》任职16年的唐晓渡说。
从“文革”末期到“文革”结束，朦胧诗时代灿烂而短暂，诗歌很快进人了“Pass北岛”(忘记北岛)的时代。但他们所掀起的文化新思潮，却像一枚投人平静湖面的小石子。激起了整个中国文坛在80年代涟漪阵阵。回顾当年。谢冕用诗化的语言将朦胧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喻为“一个凝固的板块里打开了一个裂纹，光亮喷射而出”。在他看来，正是朦胧诗，使诗歌介入了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干预，使诗歌参与了对历史的反思，更使诗歌很明确地承担起时代的使命，诗歌的艺术道路也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了。“可以说，朦胧诗是对动荡社会、愚昧时代的一次勇敢的抗争，这也是朦胧诗作为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品质。”
九十年代：娱乐、颠覆、愤青为王
理想主义的80年代过去了，崇尚物质的90年代到来了。90年代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无厘头”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嘲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态度使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好似周星驰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
王朔现象
被称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的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
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红极一时。1988年，他的四部作品《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大喘气》被同时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不约而同称这一年为“王朔年”。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说：“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和同时代作家比起来，王朔的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的处女作《空中小姐》刚刚在《当代》第2期发表。这是一篇非常纯情的爱情故事，却与王朔后来的风格不相协调。只有到了1985年，先是《浮出海面》，继而《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编辑部的故事》等小说与影视剧的批量问世，才使王朔真正成为王朔自己。
21世纪：你
没错，就是“你”。
2006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当年年度人物，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正在上网的“你”。这家杂志说。正是千千万万个网民浏览网站，创建博客、视频共享网站和交友网站。才使网络信息爆炸性增长，推动传媒进入大众唱主角的时代。
一句话，《时代》周刊认为，每个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才是2006年度影响力最大的入。
《时代》周刊编辑列夫·格罗斯曼说，普通网民当选2006年度人物的理由是：把握了媒体全球化的脉搏；推动传媒进入公众个体唱主角的时代；无偿工作，而且在专业媒体从业者自己的老本行上打败了他们。
格罗斯曼说。虽然2006年也有许多新闻事件主角引人关注，但换个角度，却可以看到事态发展的男一面，那就是互联网网民之间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合作。
个人对传媒影响的加大还有其他一些体现。美国微软公司面临来门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Linux的强劲挑战，更有甚者，路透社已将博客条目与常规新闻共同播出-“许多人无偿相互帮助，这不但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得以改变的方式，”格罗斯曼说。
个人网民能够成为传媒主角，归根结底还要感谢互联网的创造者。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明，最初的互联网15年前由电脑工程师蒂姆·伯纳斯一李创建，目的是方便研究人员共享研究成果。如今，数以亿计的网民不但可以浏览网页，也可以在闲暇时间参与网站内容创建。
格罗斯曼承认，过度幻想互联网的好处也是一种错误。专家指出，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自由化的特点，一些人也可能通过它散播谣言或进行其他不法活动，因此，合理监管必不可少。
“YouTube网站上的一些评论，单是单词拼写就足以让你为人类的未来哭泣。更不要说粗口和赤裸裸的仇恨，”格罗斯曼说。
对于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全球数以亿计的网民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对于自己成为大名鼎鼎的《时代》年度人物一分子感到荣幸，并赞赏《时代》的创意。也有不少人认为《时代》这样做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有网民说，《时代》将大量篇幅着墨于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以及个人博客网站“我的空间”(MySpace)等，难免有替其炒作的嫌疑。
结语
有人说这是一个偶像泛滥的时代。价值观的多元和人们内心的浮躁使得诸多“偶像”一夜成名，受人追捧。也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偶像缺失的年代。不需要反思、不需要追问、不需要价值和意义，仅仅是消费形式本身，如同水面的浮沫，却成为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征。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感叹今天精神的平庸化和偶像的缺失。那些精神偶像熠熠闪光的日子，那些化崇拜为力量努力进取的日子，那些为寻找思想的答案而苦苦追寻的日子，都随着昔日的偶像一去不复返了。偶像的命运该何去何从，需要我们自己给出答案。
(责任编辑 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