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我第一次把《唐叶有道碑》楷书本与行书本作比较时，不禁心生疑问：一个同名碑刻竟然有楷书与行书两个不同书体?为什么两种不同书体的拓本在文字上有那么大的不同?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由此，我开始尝试把《唐叶有道碑》两个不同书体的拓本进行比较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清以来人们对行书本的各种质疑不无道理，同时还发现，人们对行书小的各种质疑反而验证楷书本具有其合理的成分。在此基础上，得出楷书本应为原刻本的判断。
《唐叶有道碑》的楷书本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年间(712～756年)，道教发展达到高潮，因之，唐玄宗宠信的道士叶法善真人奏请为祖父叶国重立碑。唐玄宗恩准，并谥叶国重“有道先生”。由此，叶法善请来大书家李邕为祖父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同时，还请李邕为父亲叶慧明撰写碑文，并请隶书高手韩择木书丹上石，即《唐叶慧明碑》。
清以来，《唐叶有道碑》行书本流传较广但是人们对其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反，《唐叶有道碑》的楷书本却一直不见著录。直到2010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仲威所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始见著录。该书在《唐代篇》中介绍《唐叶有道碑》所引用的潘景郑藏本(图1)正是楷书本。
本文所引用的《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悔馀题跋本，图2)与潘景郑藏本出自同一个碑石，碑名全称为“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该本前有题签，后有题跋，均为悔馀所题。题签有“叶有道先生墓碑”外，还有4行小字：“敦穆有晋人法度，《孟法师》《李晟碑》同观。世传吾家有道先生神道碑为北海行书，且故神。其说口口法善真人摄泰和之魂所书，此正书本前人多未著录，难得。”
在后跋，悔馀写道：“世传此碑为吾家法善真人摄北海之魂而书，未及终而天明，颇著神奇。传世多行书模本，真书则罕见也。昔年，宗室岳小琴藏本归吾友归安姚氏，诧为异珍。校其文字与行书本迥异，曾详志于所藏行书本之后。岁暮偶得是本，以校秋好轩所藏，固无殊也，而神采犹或过之。细审其结体古穆，有《孟法师碑》意，柳公权《西平郡王李晟碑》亦颇类此势，若欹而反正，所谓直到内史，不失晋法，盖能脱胎而羽化者矣，当与《端州石室记》并观。昔王弁州得张长史《郎官石壁记》，竟谓《九成》《庙堂》《化度》《虞公》诸碑皆辟三舍。实为过，泥涪翁之语病耳。吾于此聊复尔尔，坦述其颇得晋法可矣。”(图3)
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悔馀为号的有何拭(1816～1872年)和查慎行(1650～1727年)。但是，既然悔馀在题签和后跋中可称叶有道、叶法善为“吾家”，那说明悔馀应为叶姓。按此推断，悔馀是何栻和查慎行的可能性不大。
《唐叶有道碑》行书本的不同版本
令人不解的是，《唐叶有道碑》不仅有楷书本和行书本，就是行书本，也还有不同版本。20世纪80年代，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先后出版了《唐叶有道碑》行书本，这3个版本均根据清代唐炯藏本影印出版(图4)。
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版行书本另外一个版本《李北海定风碑墨拓》(图5)，这是与“唐炯藏本”不同的一个版本。这两个版本碑额都为“唐故叶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但碑文略有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末尾，唐炯藏本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图6)，而《李北海定风碑墨拓》则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侍者青溪观主詹主一丁……”(图7)。这说明，行书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据王壮弘《艺林杂谈》载，民国时期的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都曾发行过。
清以来学者对行书书本的不同看法
清以来，不少金石学家、史学家和藏书家对行书本褒贬不
一，主要有以下观点。
1.宋拓说。对上述两种行书本都有人持此说。一是唐炯藏本。该藏本有唐炯(侣29～1909年)本人题跋：“其为宋拓无疑。草庐得此，珍重珍重。”二是《李北海定风碑墨拓》。该本有梁同书题跋，认为是“元以前拓本”。
对这两个行书本持宋拓说的都是大家，但却经不起推敲：不可能两种文字不同的行书本都是宋拓。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为宋拓一为伪拓，或两本皆伪。
2.追题说。这是由于有的史书载李邕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起为括州刺史，怎么开元五年(717年)所写的碑文就会有“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呢?为此，有人解释为“追题”。如清代屠莼清在《碑跋》中说：“此碑所书括州刺史盖从后追题，非史误也。”
3.与史不合说。阮元在《两浙金石志》指出：“按《旧唐书》本传邕贬括州司马在开元三年以后十三年之前，其为括州剌史在配留岭南后，《新唐书》则云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此碑立于开元五年三月，题衔已称括州刺史，与两史不合。”此外，阮元还认为：“拓本似经后人翻刻，非北海原迹。”
4.伪刻说。王壮弘在《艺林杂谈·传世李邕书迹概述》中指出，《叶有道碑》“所署官衔年月与史不符，书亦不佳，文尤荒谬，乃伪刻”。并指出“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等影印者皆为是此种伪本”。书中“所署官衔年月与史不符”及“文尤荒谬”，显然是指行书本，因楷书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且从未出版。
楷书本与行书文字比较
唐炯藏本是当今比较常见的行书本，经与悔馀题跋本比照，确如悔馀在题跋中所言：“校其文字与行书本迥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数的差别。悔馀题跋本共1152字(含残缺文字)，唐炯藏本是1137字，悔馀题跋本多了15个字；二是文字的不同。悔馀题跋本与唐炯藏本之间文字的不同竟有51处，80多字。
在不同的文字中，唐炯藏本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碑文第78句，悔馀题跋本是“迹发皇眷”，唐炯藏本是“骏发皇眷”。“迹发”与“骏发”比较，显然“骏发”词不达意。再如碑文第122、123句，悔馀题跋本是“子亥丑癸，焉识其原”，唐炯藏本是“子亥母癸，乌识其原”。在十二千支纪年中，只有“丑”没有“母”，明显唐炯藏本把“丑”字误为“母”字；“焉识其原”与“乌识其原”，相比较，“焉”在此句应为文言连词(意为乃；则)，显然唐炯藏本的“乌”字是别字。
其实，唐炯藏本文字存在商榷之处的，还不止以上两处，而引发最大争议的是碑首文字。悔馀题跋本的碑首是“江夏李邕撰并书”(图2)，而唐炯藏本是“括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图4)。在碑尾，悔馀题跋本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侍者青溪观主詹玄一丁……”(图8)而唐炯藏本是“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图6)”。但奇怪的是，行书本的另一个版本《李北海定风碑墨拓》碑尾文字(图7)却与悔馀题跋本(图8)相同。
楷书本(悔馀题跋本)所拓年代
悔馀题跋本一共有14枚收藏章，除有的模糊不清或未查到出处外，其中可见：叶奕(1601～1665年)、陶斋(1861～1912年)、余绍宋(1882-1949年)，这三人所处时期为清早、中晚和民国，可以说流传有绪。由于叶奕卒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因此，悔馀题跋本所拓年代应可断在明或清早期。
悔馀题跋本未避康熙讳。所谓避讳，就是古代凡是文字不得直书当代皇帝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避之。如著名的唐褚遂良书《雁塔三藏圣教序碑》，到了康熙年间为避讳而被人将“玄”字末笔剜去，而悔馀题跋本四处“玄”字均未避康熙讳，由此可证该拓本所拓时间应在清康熙之前。
把悔馀题跋本首页与潘景郑藏本首页比照，可见悔馀题跋本碑文漫漶程度、石花斑驳程度要比潘景郑藏本轻，文字比潘景郑藏本清晰。
综合以上，晦馀题跋本所拓年代应在明代或清早期。
《唐叶有道碑》伪刻与原刻
有两个因素是催生《唐叶有道碑》伪刻本的重要原因。
1.《唐叶有道碑》原碑久佚。也许正是因为原碑早佚，才使伪刻本得以鱼目混珠。
2.清代是碑帖造假的又一高峰。乾嘉时期大兴金石考据之风，使名碑拓本价格昂贵。受利益驱使，许多名碑都有伪刻。《唐叶有道碑》的伪刻本也极有可能在这时产生。如清代屠纯渚所云：“今松阳人有翻刻此碑者，广为抚拓，卖之都市以射利，其书法实佳。”因此，也不难理解《唐叶有道碑》为什么有多个不同版本。
从以下几点可以判断《唐叶有道碑》的真伪：
1.从楷书本与行书本的文字比较看。行书本确如王壮弘先生所言：“所署官衔年月与史不符，书亦不佳，文尤荒谬，乃伪刻。”
2.从楷书本与《唐叶慧明碑》的比较看。楷书本碑首有关李邕籍贯的记载与《唐叶慧明碑》一致。由于楷书本与《唐叶慧明碑》同是李邕撰文，且《唐叶慧明碑》未见争议，这应可成为一个重要的佐证。
3.从与《端州石室记》(图9)的比较看。《端州石室记》刻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是李邕所书且没有争议的楷书碑刻。今天我们把楷书本与《端州石室记》相比照，不难发现，虽然两碑所书时间相距10年，但仍可见两碑书风相符。
4.从前人记录看。清代芝庭(道光十三年(1837年)处州府训导)曾指出：《叶有道碑》“世间原刻本，收藏家或有之。读范氏《天一阁碑目》，有《叶有道碑》，是原刻也。盖乾隆以前，未尝有翻本，况明拓乎!其灰版，现存。字迹已模糊”。从“其灰版”“字迹已模糊”，还有今天对楷书本(悔馀题跋本)的断代看，倒是与芝庭所叙相符。
5.从专家意见看。《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是这样评点《唐叶有道碑》的：“开元五年(717年)三月。行书，李邕书。原石久佚，传世多重刻本，唯潘景郑藏本不似翻刻本，字形较小，惜碑文漫漶。”
6.从潘景郑藏本的流传看。潘景郑藏本主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1907～2003年)，江苏吴县人，为潘氏藏书第6代传人，其家族共藏典籍30万卷。新中国成立后，潘景郑先生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词学》编委，著作等身。
综合以上6点，应可确定：《唐叶有道碑》楷书本为原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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