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秘密调动 神圣使命》文章中主人公刘庆生生于1930年，1950年7月太行二中毕业分配到共青团榆次地委工作，1955年3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发展原子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调新疆519地质勘探队工作，1958年1月调东北406地质勘探队任副队长，1964年根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原子能核工业必须“安全第一，防护先行”的战略方针，服从组织调动，又由东北406地质勘探队调到同属核工业系统正在筹建中的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工作，先后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宣传部、人事处，中辐院附属医院等部门及单位工作，一直担任中层领导干部职务，于1988年退居二线，为他所从事的核工业33年光辉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文作者任瑞琴，1978年從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应招到核工业部第七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工作，在科研生产一线从事铀矿工人矽肺病的预防和治疗研究，先后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团委、工会、党委工作部工作，任高级政工师、副处级组织员职务，于2011底光荣退休，为她所从事的核工业33年的光荣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两代人相同的核工业发展事业和相同的核工业工作年限，让作者任瑞琴感慨万千，为之动容，同样的事业，所经历的不同年代、工作环境和阅历，以及从事核工业工作的不同历史背景，让作者任瑞琴更敬佩那些艰苦创业的老一辈核工业创始人，于是她以崇敬的心情将刘老讲述的点点滴滴记录了下来。
解放初期，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面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1955年1月15日，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北京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块“开业之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拉开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序幕。
铀矿石可以说是核工业的“下锅米”，也是发展核工业的重要物质前提条件。但是哪里有铀矿石，埋藏于地下的深度是多少，分布于什么样地质构造中以及品位规模又是怎样的成了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看着在我们自己国家土地上找出来的第一块铀矿石异常兴奋。当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介绍，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并把铀矿石的资源勘察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于是中央秘密从全国各地选调了许许多多思想素质好，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创建地质勘察队，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上万人的新疆519地质勘探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情况下创立了。而居住在小店区中辐院社区如今已是85岁的刘庆生老人正是这支庞大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的他年仅25岁，正值风华正茂。
“苏联学习”变成新疆找矿
1955年3月，25岁的刘庆生作为榆次地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按照领导的指示正在榆次经纬厂蹲点检查整党工作，3月6日下午突然接到地委组织部电话让他速回地委，于是他当日傍晚就急匆匆结束了经纬厂的工作赶回了地委，第二天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廷礼拿出了中央组织部发来的电函，原来是要从地委选调干部，选调的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历史清白，政治面貌党员，初中以上学历，科级以上干部30岁以上，科级以下干部25岁以下。而贫苦农民出生的刘庆生正好符合条件被选中，但去哪儿，干什么去，电函上只字未提，只是被告知3月9日要到省委组织部报到。
“什么事？这么急？”不仅被选上的刘庆生心存疑问，就是领导和身边的同事们也是疑问重重。
由于在这之前，按照同样的选调干部条件标准都被送往苏联学习了，因此，大家断定这次也一定是赴苏联学习，于是地委组织部为他专门召开了欢送会，并照了合影留念，照片上面还清楚写上了“欢送庆生同志赴苏学习”的字样。刘庆生信以为真了，非常兴奋，有机会去苏联学习，这对于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当难得的。
于是刘庆生匆匆打点了行装，坐上火车直奔太原，刚下火车没机会回家，就被省委组织部的车直接接到了海子边人民大礼堂集中。
“当时全省共选调46名干部，包括当时我所在榆次地委选派的6名干部。集中以后全部实行统一管理，不得跟家人联系，不得随便上街，就连看戏、看电影都得集体行动。”刘庆生说。
3月12日上午山西省委领导接见了大家，中午请大伙吃了饭，说是为大家饯行。省委秘书长史纪言说，省里给大家包了卧铺车厢专门送你们。省里这样重视，大家非常高兴，都以为一定是先上北京，结果火车到了石家庄就转车了，大伙都睡着了，第二天上午一睁眼才发现到了郑州，没离开车厢就被火车头直接拖挂上了陇海线，把大家载到了西安，这时的陕西省委招待所里，已经住满了来自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等省，目的地不明确，工作任务不清楚，心里满怀疑问的干部。
“当时，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到苏联学习应该不会有这么庞大的队伍，一定是另有其他重要工作安排。”刘老说。
在陕西省委招待所里住了大约有10来天，经过一番休整和等待，给大家配发了棉袄、棉裤、棉帽子以后就坐上军用闷罐车又出发了。这样的旅行方式更给大家的去向，所要从事的工作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刘庆生心中也是一片茫然。
大家在闷罐车上整整三天三夜时间，每天每顿饭两个烧饼一杯水，日夜兼程到达了甘肃兰州，在兰州后勤补给，又给大家配发了皮袄、皮裤和皮靴，看着这些东西，人们开始猜测。跟刘庆生一起从榆次地委来的同事说：“这绝不是去苏联学习，应该不是去西藏、青海就是去新疆。”果然不出所料，带队的领导宣布了工作地点和目标任务。他说：“同志们！现在要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挺进新疆寻找铀矿石，为祖国原子能核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时，大家才知道，急切把大家集中起来日夜兼程赶到这里原来是为了国家发展原子能核工业，创建铀矿地质勘探队。就这样刘庆生秘密来到了乌鲁木齐，在新创建的新疆519地质勘探队，跟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选调的干部一块成了地质勘探工作者，从此扬国威、壮军威，为我国原子能核工业的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年华，成了刘庆生坚定的誓言。
和平时期的“游击队”
新疆的地质勘探工作相当艰苦，新疆519队当时就集结了近万人，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分队。地质勘探队员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野外寻矿，晚上加班整理资料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没有休息日，从开春一直忙到大雪封山方才收队。
刘庆生所在的新疆北部气候多变，十分寒冷，寒流降临一般都在零下40多度，冻得连嘴都合不上，他刚去时间不长就把脚冻坏了。地质勘探队员们吃不到新鲜蔬菜，白天野外作业，吃的是馒头和咸菜，带的水很有限，尽管馒头冻得干巴巴的啃都啃不动，但不到中午12点就吃完了，水也喝光了，只好喝河水或就地捧着雪吃，整个一个透心凉，有些同志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 冬天的夜里最难过，地质勘探队员在搭的棉帐篷的睡袋里睡觉，尽管在帐篷里用柴火生着火，但最高温度也只有零下15度，那真叫个冷，把双臂抱在胸前躺在睡袋里一动都不敢动，稍微一动就直灌凉风，冻得人上牙磕下牙，晚上脱下的鞋子放在地下，第二天早晨就冻住拿不起来了，脚伸进鞋里好半天，来回蹭着，才能解冻化开穿上挪动脚步。
勘探队员一般每年的3月15日出队，11月15日收队。“一次我们的一支24人的地面普查队未按时归队，失去了联系。那时山里正下着鹅毛大雪，勘探队员们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总队派出了安二型飞机到山里寻找，分两次才把他们都解救出来，队员们手脚都冻烂了。”
“一个朋友回来后即刻到我办公室报平安，我一看他面目全非，都认不出他来了，由于脸部严重冻伤，满脸都在流脓水，大夫只好给他满脸都贴上了棉花。那一次不少人都生了冻疮。”刘庆生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
刘老说特别是女地质勘探队员就更不适宜那样的工作环境了，队里有位女地质员，十分要强，非要到地质勘探工作第一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跟着男地质员，一块上山找矿，结果一次上了山，掉了队，最后迷路了，地质队派出人员寻找了一晚上，靠朝天鸣枪报出方位才联络上，带了回来。原来她走错了方向，黑乎乎的那一晚可把她吓坏了。到了夏天，冰雪融化了，还得趟冰河，工作二年半的时间整出了一身病，最后只好调回总部勘探队机关工作了。
刘老介绍说，当时勘探铀矿石采用的是航空放射性测量，先由飞机飞到距地面150—200米的高度通过仪器接受放射性信号，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就会从飞机上投抛石灰包定位，实现概略找矿。然后再由地面普查队员根据飞机投抛的石灰包定位进行查找、勘探。由于飞机从高空投抛石灰包会有一定偏差，因此地面搜索工作依然很艰巨。地质队员们愣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飞机空投石灰包的范围内外仔细寻找。准确位置找到后，再由地质工程师和物探工程师详细绘成图纸，最后进行大规模勘探采样。
航空放射性测量找矿速度虽然比地面快，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飞行，地质勘探队员们只好每人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伽玛测量仪器，干粮和水，10人一组，每人之间的距离1公里，在荒无人烟，原生态的大山里横排向前进行地毯式搜索，遇上河流往过趟，遇到深沟往过跨，即便遇到悬崖陡壁也得前行，有时甚至碰上地势陡峭、无法落脚的位置也必须想办法攀爬上去。总之都必须以直线型向前搜索，必须把每一寸土地仔细地“篦”一遍，因此危险性是可想而知了，就曾有位勘探队员在攀爬陡壁时不幸摔下悬崖。
十几斤重的仪器每人背一台，走三步停一分钟，打开仪器进行一次测量。每人一天要数着步子行走20公里，漫山遍野的到处跑着找有价值的矿石，有时跑上几天都没有一点收获。那时候勘探队员的衣服挂破，手脸划破，脚板底打泡是家常便饭，简单处理一下就又上阵了，大伙自嘲地质勘探队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这种数着步子找铀矿石的日子让刘庆生终身难忘，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以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会习惯性的数步子。他告诉笔者，从中辐院出发到二营盘需要750多步。
一字排开的10人勘探队员在前面进行勘测，后面还有两人穿插向前搜索作为收尾，如果后面的人发现了有价值的矿石，在谁的后面发现的，谁就会挨批评。
刘老说，当时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每人一部手机，勘探队员唯一的联系工具就是口哨，如遇特殊紧急情况就靠吹口哨进行联络。
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地质勘探更不易
1958年3月，东北成立406地质勘探队，刘庆生服从组织安排，和其他200多名有经验的地质勘探队员一起被充实到东北406勘探队工作，这一干就是6年。
东北406地质勘探队在黑龙江开展工作，原以为黑龙江有铁路比新疆交通方便，没想到位于黑龙江的宜春市大小兴安岭，面积最大，地形更复杂，人口最少，6万人的城市，靠冬天伐树夏天种树为生，除了大山就是沟，还有沼泽地，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给地质勘探队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每支小分队配备的汽车整个派不上用场，根本开不进去，只好把汽车扔下，一些大点的机器设备和给养也只能靠人力向前推进，基本上是一个人开展工作2个人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遇到两侧耸立着陡峭悬崖的山谷，单靠人无法逾越，需要借助马的力量和速度，跨越而过，危险系数相当之大，有两位勘探队员，就曾连人带马跌入谷底，连尸体都难寻。
刘庆生说，在黑龙江开展地质勘探工作，主要是打坑道寻矿。在地质勘探队员们从驻地到打坑道的现场，中间横着一条十几米宽的河叫汤旺河，夏天涨水时水深能达到10多米深，勘探队员们只能绕行，走铁路桥，一走就是两个多小时。为了赶工期，尽快抵达河彼岸的工作现场，勘探队员们，只好冒险乘船摆渡过去，但由于水流过急，船很容易被水冲走，于是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河的两岸竖起了3米高的水泥柱，在加固好的水泥柱子上拉了一条铁索，把船用钢丝绳拴到铁索上，以保证勘探队员坐的船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平稳过河，但这只是正常情况下可行的方案。“每年八月份是河水涨的最厉害的时候，绝对不能开船，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刘老回忆着说。
那年的八月份，勘探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经过观察，河水当时涨得并不厉害，于是勘探队员们就坐着船出发了，不曾想船行驶到河中央，河水越涨越厉害，随之而来的风浪不断地扑向小船，船身瞬间失去平衡左右剧烈摇摆，船上的人都慌了手脚，人随着船身大幅度晃动着，最后整条船被水浪打翻了。当时船上13人仅有一位廣东籍的勘探队员会游泳，当他艰难的游到岸边，站起身，回头看到自己的队员在湍急的河流中正伸着双手呼救时。他毫不犹豫地又跳回河里抢救队友，结果他自己也没能再上来，13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河水吞噬了。
由于汤旺河位于勘探队员们的交通要道上。因此，勘探队员们的物质供应和后勤保障工作都选择在最寒冷的冬季进行，因为到那时河水结冰到一定厚度，汽车就可以载物而过了。
一次工区需要汽油，于是决定到佳木斯市去拉。第一天专门派了检查员到河冰面上凿开了一个洞，经过测量冰的厚度和密度，认真计算压强度，认为2吨半的汽车载上2吨的汽油，共4吨半是可以通行的。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汽车载着2吨的汽油回来时，汽车的前轱辘开过去了，当后轱辘过时冰塌陷下去了，车身的一半倾斜着被卡在了冰面上，后轱辘整个浸泡到了河里。勘探队立刻组织人力进行抢救，大家在冰上支了几米高的三脚架，上面安装上电葫芦，让地质勘探队员穿上潜水衣，下到冰层底下把钢绳拴在汽车后轱辘的横杠上，挂在电葫芦的吊钩上，才把汽车从水里吊出冰面，开了出来。
“那天真受罪，当时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三个潜水员替换着潜入凉冰冰的水下进行作业，几分钟上来就都冻成冰棍了，靠着顽强的毅力，他们才圆满完成任务把汽车弄了出来。”刘庆生说。
在黑龙江寒冷的冬天野外勘探钻眼，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去执行任务，2吨半重的空气压缩机只能完全靠人前拉后推，上坡时一步挪的二寸，下坡时速度又太快，怕机器顺势滑下去，伤了前面的人和损坏了机器设备，后面的人还得用劲拽着一点一点往山坡下蹭。
有一次，雪下了有1米多厚，空气压缩机被陷住了，二三十人前面拽，后面推，大家喊着号子，统一齐心协力推拉空气压缩机，走在最前面的地质工程师（负责人）脚一滑不慎仰面朝天跌倒了，当时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大家都带着棉帽子，前面的人，紧喊慢喊，后面的人就是听不见，继续往前推，结果2吨半的空气压缩机整个从他的大腿上压过，等停下来才发现压了人，造成了一起事故，连夜送往佳木斯市医院抢救。
冬天按理收队，但刘庆生说，他们的队伍经常撤不下来，即便是最冷的时候也不能停工，一天没有铀矿，原子能核工业就一天不能发展。冬天打坑道靠钻机打洞找矿，夏天从山上挖槽探矿或打井探矿，一米宽几十米深的沟露出石头，再由地质员们跳进去，一块块敲下取样，然后再背回驻地进行矿物鉴定。
用不了钻机的坑道，只能从山顶上间隔40米一个坑道的打，打进去后朝两面扩展。刚开始没有机器只能手工操作，掌钢钎，抡大锤，打出眼来装上炸药爆破，放一回炮只能打出50公分的坑道。每天人均工作效率仅有少的可怜的5公分。
刘庆生说：“我们最深的一次坑道打了有400多米深。当时我们发现在一座山上的地质构造跟沈阳大队在南方發现的铀矿地质构造相似，于是就借鉴了他们的打坑道经验，先打了一个400米深的坑道，然后再从山顶上一段一段的打眼爆破，每天三班倒，昼夜不停地干，干了足有三年。
在下面打洞时，由于当时采用的是湿式作业，因此只能穿着雨衣操作，整个工作环境面都成了泥汤汤，双脚都被浸泡在里面，整个人都被泥水浇出来了，彼此连眉眼都几乎认不出了，靠着说话才能够判断出你我。夏天还好，只是脏些而已，冬天就更艰苦了，前面喷上水刚一打钻，溅到雨衣上的水很快就结冰了，不论干活、走路，只要一动就唰啦、唰啦作响，地质勘探队员们的手和脚一个个冻得像胡萝卜，好多人的手脚裂口子，生冻疮。特别是洞里潮湿阴冷，很多地质勘探队员都落下了关节疼痛的毛病，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勘探队员叫苦叫累，哪怕是辛苦半天没找出有价值的矿产，也从不气馁，换个地点继续完成着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
湿式作业是对勘探队员的一种劳动卫生的保护。因为直接打洞作业虽然工作进度快，但产生的粉尘直接呼吸进入人体的肺部会对肺功能造成严重损伤，得矽肺病，这也是铀矿工人的职业病。因此，地质勘探队员们在打洞时必须采用湿式作业，一边打洞一边喷水，冬天天冷需要支上大锅烧热水喷，否则还未开钻就会结冰，为了延长打钻的时间，甚至还得加盐。繁琐的烧水过程以及喷水作业都影响着打洞的进度，但为了勘探队员的身体健康，必须要湿式作业，有的勘探队员工作热情很高，为了争时间抢速度，总是违规操作，但事后从工作进度表上能够看出，往往要挨批评。
为了铀矿地质勘探队员的身体不受伤害，队里还给每个人配有安全防护口罩，但由于口罩透气性不好，很多人不愿意带，因此地质勘探队员中得矽肺病的不少。
地质勘探队员使用的普查仪是苏联的，干电池由他们供应，一块干电池能使用一个星期，但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不再供应，只好由武汉电池厂供应，自产干电池仅能用四天，勘探队维修组几个年轻人进行研究，土法上马，将废旧干电池回收，他们把干电池钻上眼将稀盐酸灌进去，延长了干电池的使用寿命，解决了地质勘探工作的燃眉之急，也为国家节约了开资。
地质勘探队员除了工作十分艰苦外，生活上困难也不少，夏天的晚上更不易，位于原始森林的宿营地晚上蚊子等咬人的小昆虫和微小的爬虫不少，勘探队员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蚊子大，小咬小，小咬挠的睡不了。”
小咬一般指“蠓”，是一种芝麻大小的黑色全变态昆虫，个体小危害大。夏季山里经常可见，这种比蚊子还小得小昆虫只要刺吸上一下，不出一会儿功夫就全是包，由于地质勘探队员居住的环境卫生条件差，阴潮湿度大，造成其孳生数量大，给地质勘探队员带来健康安全隐患，地质勘探队员夜晚经常被刺吸的浑身都是小红疙瘩，造成皮肤奇痒难熬，睡不着觉，往往由于挠破皮肤引起感染，形成溃疡、红肿，皮肤溃烂，引发传染性疾病，因而影响工作。就是白天工作暴露部位也时常遭到蚊子、小咬等虫的侵袭，大家只好用纱布做成罩子，把罩子缝在帽子上，挤在脖子上，护住暴露部位从而有效预防蚊子和小咬的骚扰和袭击，坚持勘探工作。
最让人恐怖的是在黑龙江的原始深林还有黑瞎子，给地质勘探队员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在地质勘探队员中，科级以上干部都配有枪支弹药。
当地老百姓说：“见了黑瞎子不要伤害它，它盯住你看一会儿就走了，否则它就会攻击你，如果黑瞎子受了伤，把你坐在屁股底下，你千万不能动，蹲坐三下，只要你一动不动，他就会自动走掉。”
“听得都渗人！”刘老说。
一次我们刚搭起帐篷住进去，半夜就有黑瞎子来到我们的驻地刨帐篷，而这个帐篷里恰好住的都是女同志，吓得她们抱作一团，直喊救命，后来是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保卫科干部出来向天上放了两枪才吓跑了黑瞎子，给她们解了围。以后多少年过去，几位女同志一说起这件事情都惊恐不已。经历过勘探队员生活的刘庆生模仿着当时的情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艰苦的岁月。
国家的强盛 他们功不可没
“环境恶劣，设备落后，防护条件差。”是我国五十年代地质勘探工作的真实写照。但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原子能核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地质勘探人员在1956年就以最快的速度向国家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坑口铀矿床，满足了当时我国代表团和苏联专家在谈判时，苏联专家提出的必须有500吨的铀资源储量才能进行矿山建设的前提条件，为我国的铀矿山建设的从快从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在1955年至1960年间我国相继建立了9个找铀矿地质队伍，88个普查队和揭露队（组）， 249个综合找矿队。铀矿地质工作者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勇于奉献，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并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为我国原子能核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庆生说：“虽然到苏联学习的美好愿望没有实现，但能够让国家重视选调到勘探队工作，分配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为国家的核工业事业做贡献，我无怨无悔。”
建国初期五十年代的地质勘探队员们如今已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了，他们中有些人早已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还有的人得了矽肺病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作为我国第一代核工业创始人，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忘我牺牲的精神为我国原子能核工业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断前进，再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