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下午，由中宣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载人航天工程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位航天功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实施载人航天工程过程中广大科技人员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用事实再一次诠释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中宣部副部长高俊良主持了这场报告会。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金壮龙在主席台就坐。包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代表在内的3500多名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首都各界群众出席了这次报告会。
载人航天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包括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航天英雄杨利伟，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长征2F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荆木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杨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站长、零号指挥员郭保新，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主任、研究员席政，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飞船应用系统副总指挥高铭，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着陆场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姚峰。
报告团8位成员的精彩报告，使与会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载人航天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的教育。火箭副总师荆木春所作的报告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火箭精神”尤为动人；飞船副总师杨宏声情并茂讲述的走中国研制之路，造世界一流飞船的信念，以及用卓越造就辉煌、用成功报效祖国的誓言，深深地感染着听众。
“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送上了太空！”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会上作了题为《祖国送我上太空》的报告。他深情地说，作为中国自己培养的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看到人类居住了一万多年的美丽地球时，不由得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感到深深的自豪，为中国人飞上太空感到无比的骄傲。
载人航天工程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北京举行首场报告会后，还将分赴天津、上海、重庆等地作巡回报告，之后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进行最后一场演讲。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创新圆了飞天梦
10月16日，是我们中华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日子。39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声东方巨响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脊梁；39年后的今天，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船，遨游太空14圈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回顾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奋斗历程，我心潮激荡,感慨万千。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归功于改革开放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从“两弹一星”起几代航天人呕心沥血、不懈奋斗的结果，是各个方面大力协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荣誉属于整个航天战线，辉煌属于祖国和人民。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源于“863计划”，决策于“921”那天。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我们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汇报后，讨论了一个上午，一致认为，搞载人航天意义重大。从那时起，我就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面对重任，我的压力非常大。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总体上分为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等七大系统。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给中国飞船定位，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按照前苏联及美国人所走过的路从头走起，还是瞄准当时的先进水平跨越赶超？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我们要不畏艰难，力争一步到位。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比翼齐飞，不相上下。
我们把赶超目标瞄准当时在用的俄罗斯联盟TM飞船。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过两次改型的第三代飞船。我们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一起步就搞了三个舱段：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而且设计了更先进、更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统，即便发生意外，也能让航天员安全回来——那是我们的国宝啊！
要跨越发展，就不能墨守成规，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前几次发射无人飞船，没有上过一只猴子，没有进行大动物试验。因为到2002年8月，世界各国的航天员已经有906人次上过天了，有男有女。他们从太空返回照样生儿育女。这说明，人能适应升空和返回段的过载，也能适应飞船在轨运行的失重状态，我们没有必要跟在人家后面走“猴子变人”的漫长试验过程。去年，有些同志还问我，美苏飞船都是先做动物试验，你怎么一下子就要把人弄上去？我告诉他们，我们的办法更科学，不会有风险。如果不创造性地前进，40年的差距，什么时候才能赶上？！
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胜利归来时，与他一块儿上天的轨道舱还在太空继续转。它如同一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还在对地观测，继续做空间科学实验。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它搞太空交会对接。国外进行空间交会对接试验时，每次必须连续发射两艘飞船，一艘上去后，紧接着再发射一艘上去和它对接。而我们中国飞船的轨道舱可长期留轨运行，等待着与下一艘飞船对接。这样我们做一次对接试验只需发射一艘飞船，每次就省下一枚火箭和一艘飞船，还可少建一个发射工位。我们不就省钱了吗？发射一次就是好几个亿啊！俄罗斯飞控中心的技术主任巴丘卡耶夫听说后，感叹了一声：“唉唷，都说中国人聪明，真是名不虚传啊！”
2001年4月我到俄罗斯参加加加林上天40周年庆祝活动时，回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和杰出毕业生金质奖章。在这个仪式上，我应邀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特点。我刚讲完，我当年的老师米申院士就大声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这个声明很有分量，因为他就是联盟号飞船当年的总设计师。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我国搞载人航天工程，始终把航天员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央领导指示，为确保航天员安全，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为此，我们大力提倡并要求全体研制队伍一定要强化载人意识。什么是载人意识？就是可靠第一、安全至上。经过科技人员刻苦攻关，我们采取的安全措施比世界其它载人航天器更周全，更完善。发射飞船的长征2F火箭可靠性达到0.97，而安全性达到了0.997。我与全体航天员座谈时说：“你们放心，我从中国的第一代运载火箭干起，研制了好几种火箭。我们现在用的长二F火箭是最好的。而且，这次载人飞行，我们把所有能想到的安全措施都用上了，我们一定会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神舟5号发射前，有的记者发现我在观看女足世界杯比赛，感到很吃惊。他们问我，你对飞船在发射场没出一点问题，放心吗？是真没问题，还是有问题没有发现？我告诉他们，这次我是放心的，不出问题是符合规律的。
航天员返回是载人航天飞行的最后一个环节，而且是航天员罹难最多的阶段。今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是在返回时失事的。为了保证航天员安全着陆，工程上马之初，我对原定的主着陆场进行考察后，想提出改址方案。但原方案已经过中央批准，我这个“马后炮”要不要放？再三考虑，为了对国家负责，对载人航天工程负责，我如实作了汇报，建议改在人烟稀少的内蒙古草原，改小轨道倾角，使主着陆场能够位于船下点轨迹的“弧顶”，增加飞船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这个方案最后得到批准。我又提出将飞船变轨时机由第14圈调整到第5圈，再加上应急轨道的设计，飞船每天都有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航天员还可以启动应急程序，驾驶着飞船自主返回。过去我们曾发射过一颗返回式卫星，由于返回程序出错飞走了，过了好几年它才回来。由此我联想到，如果飞船出了这种事，总不能让它老在太空上转吧。既然飞船上有人，我们就要发挥他的作用。于是，我提出为航天员设计手控制动返回程序，让他们自己能控制飞船安全返回。这可给具体设计的同志增加了不少困难。可他们就是聪明，成功地把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