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学作为一门长期附庸史学的学科，一直随着史学的发展兴衰而沉浮。明朝由于处于封建专制主义衰落和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交替时期，这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为明朝的学术思想，诸如经学、文学、史学等，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向和形式。明朝中晚期，受严峻的社会现实所影响，史学界发出了如“经世致用”等崭新的学术口号，并且依此在史学和地学上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徐霞客游记》、《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即为其中翘楚。
【关键词】明代；史学；地学；关系
明朝由于处在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逐渐衰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相互交替的历史变化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必然呈现着其独特的时段性特征。由于早期地学的发展是依附于史学而存在的，而长久以来史学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内所占的影响又非常之重，所以，这一时段史学的一些内部的变革，会直接导致其时地学的发展变化。一个代表性的特征就是“经世致用”学术主张的提出与推广，深刻地影响了明朝中晚期的地学的发展。
一、明代经史关系影响下的史学的发展
明初史学的发展，是非常缓慢且滞后的。“学校的学习内容是皇帝发布的诏令、法律和《四书》、《五经》等书。选任官吏通过科举制。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明初，为了更严厉地进行思想控制，制造了不少的文字狱。”① 这种停滞且恐慌的学术氛围，无疑是无助于史学的发展的。尽管这一时期，官方也曾招揽文士编撰史书以留后世，然而此举不过是为了宣扬陈朱理学，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尽管此时史学充斥着因循保守风气，但是，“心学”——这一日后反对传统理学的新兴思想，却在悄悄地孕育之中。明朝中后期（嘉靖、万历时期），受明初社会矛盾的逐步累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变得日益复杂和尖锐，出现了诸如土地兼并、户役租税、边疆外患、流民滋扰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主张，以期变革传统的思想意识，较为著名的有王阳明等。王阳明在继承陆九渊的“心学”的思想之后，对充斥着当时整个社会的程朱理学予以了批判。他认为，“心即理也”“心外无物”，即天地大道皆存于人心，而不存于其他外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所主张的“格物致知”的合理性，而变为从自身出发，以实际的行动，去发现原本被忽视的“理”。人只需时时的学习与实践，就能拂去蒙蔽在内心上的种种非观与邪念，而得赤子之心，以证良知。这种主张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原本制约与规范人们行为的封建礼教所依附的哲学基础予以了质疑和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将衡量自我道德的标准，设定为依照自我的道德觉悟与实践程度，并且这种道德达成，是可以凭借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来实现的，即“人人皆可成圣”，而不是像传统的程朱理学所主张的那样，先去格物致知，人只有从属于物，才能找寻他自身的存在意义。在经史关系上，王阳明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他“反对宋代理学家们将‘理’看作超然之物、绝对观念；一方面又继承了宋儒从理事、道器的哲理高度探讨经史关系的传统。”②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举不仅一改往常的“史附于经”的局面，使得史学自此取得了某种程度上与经学相等的地位，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更长远的意义还在于，该主张解放了原本被传统理学所压抑长久的思想创造，开创了明朝中晚期的思想与学术繁荣局面。
二、明代史学与地学的交互融合
（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与对外贸易兴盛
明朝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之前的朝代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其独特的地方。其经济发展的相同点表现在传统的、占据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形式的农村小农经济，依然表现着其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不断得到发展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明朝经济发展状况的独特性还在于其中后期由于思想文化领域较为开放，伴随着长久的繁荣安定统一的局势，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在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资本主义萌芽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毫无疑问地会对地学这一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学问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诸如明朝后期方志的纂修成为了一种风尚，明代的炼钢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堪舆的繁荣，明代绘图业以及航海业的兴盛等。
（二）“西学东渐”的影响
明朝中期，欧洲天主教士的东来传教，将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传入了中国。其中，在明朝万历年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参与编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的影响力最为巨大。该图一改传统中国人的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认识视角：世界是一个球形，并且分布的国家远不止中国一个。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狭隘世界观得以突破，对于明朝后期地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三）社会危机与重商风气
某种历史观点或者流派的兴起乃至盛行，都与其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现实背景所关联。如“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的提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明朝中晚期，不仅面临着严重的边疆与民族危机，更面临着吏治腐败、流民暴乱、世风浮俗等严峻的内部社会危机。与中国以往的重农抑商的风气不同，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在整个江南地区，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商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渴望。人们不再以身为商人为耻，反倒引以为荣。如在凌濛初的“二拍”的《赠芝麻识破原形》这一节中，主人公马少卿，原本出身仕宦之家，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他是理当走科举取仕这条道路，最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的好前程的。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当有人认为“经商之业，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时，他却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③拥有财富，而不是拥有学问和官衔的多少，越来越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固然可以刺激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繁荣，但是也会带来世风浮俗，奢侈享乐的风气盛行。
三、明代地学的学术特征
（一）地方志编写的兴盛
明朝地方志编写的兴盛，为历代所不及。其内容分为府志和县志，二者的差别在于记述的地理范围不同。其编写人员，大多是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文人，因此，相对于以往的地方志，其可信度较高。从总体上来说，地方志的实质是兼有地理志和地方史的地学著作。
（二）旅游记的繁荣
明朝旅游记的繁荣，是以前诸多朝代不能够相比的。较为著名的旅游记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徐霞客游记》等。这其中以《徐霞客游记》最具代表性。
徐霞客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自幼便喜游山玩水，到处游玩。其母较为开明，在徐霞客少时就鼓励他外出远游。在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险之后，徐霞客终于完成了《徐霞客游记》的写作。该书以日记体为主，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的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均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这种对学术研究的痴迷和实地研究，非常鲜明地反应出史家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学术原则。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原则表现在徐霞客的身上，这种历史研究者对于历史存在的极强的主观性的介入，是衡量一个史家对于自己所记述的历史是否具有责任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此不妨将徐霞客与班固做个比较。《徐霞客游记》乃是作者历经三十多年，遍访祖国山水得出的心血之作，其中的创作艰辛可想而知，而汉书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汉书行文典雅简洁，这与其服务于统治阶级有关。而其中的地理志一册，只是对人口分布，河川走向，政区设置的客观记述，未免有些机械。而反观《徐霞客游记》，除了生动细致的描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河流之外，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如其游黄山日记：“由此而入，绝危崖，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尺，低仅数寸，平项短鬣，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珍品也！”④ 寥寥数十独抒性灵之笔，就将黄山的怪奇险峻生动的展现了出来，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与自豪，跃然纸上。这与郦道元颇为类似。据此即可看出，明末的学术研究，是夹杂了作者很多的主观情绪与感受的。这与僵化的程朱理学所影响下的学术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
（三）“经世致用”学术原则
除了前文提到的诸多旅游记外，明代的史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特征就是地学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原则。传统的地学，由于受制于编纂者自身的知识视角以及地学本身学科专业性的影响，因此，其突出的表现在地学著作的文人化视角与地学的专业化不足。明代所要面对的客观环境要比以往复杂的多。思想文化上，传统的程朱理学受到了“心”学的强烈冲击，儒家的学术权威地位受到了不断的挑战；经济上，传统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在遭受着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式经济的冲击，而这种新式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其必然地要在地学的发展上提出新的要求，即从传统的史学的附庸，逐渐转变为学术专业化的地学；社会矛盾上，明初以来不断发展的诸多社会矛盾的累积，诸如流民暴乱、世风浮俗、吏治腐败等严峻的社会问题，使得“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应运而生。这种思潮在地学上的突出影响就是表现在一批实用性的地学专著的问世。诸如在水利工程方面，出现了潘季驯的《河防一览》，该书记载了沿河堤坝、运河闸坝、水道变迁等水文特征和情况，是在总结前人的治理黄河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地勘探与考察所写成的，对于我们研究明代黄河治理具有重要的史学参考价值。
四、结论
明代的史学在历经初期的停滞发展后，借由“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其中，重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思想创造性与明朝中晚期的严峻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经由爱国文士的提倡，遂产生了“经世致用”这一学术研究口号。学术研究应以关心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为主，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虚之谈。这种学术研究思潮，反映在地学这一领域，便是强调研究者应当去实际勘察探测，而非闭门造车，并且应发挥自身的主观性，以取得有实际功效的研究成果。《徐霞客游记》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便是这一思想主张影响下的杰出成果。这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也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56-257.
②汪高鑫.经史尊卑论三题[J].史学史研究，2007（2）.
③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④徐霞客.徐霞客游记[M].重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