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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
唐金培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摘
要：
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创造, 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 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实践的需要,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到丰富及发展, 是中共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中共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工农武装割据”, 就有了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 在局部执政条件下, 如何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成为当时中共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丁晓强、杨正军认为, 井冈山斗争时期, 针对党内作风面临的诸多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作了艰辛的探索, 开展了一系列党风建设实践活动, 纯洁了党的组织, 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井冈山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唐金培认为, 井冈山斗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倡艰苦奋斗和官兵平等、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清洗党和军队中的污泥浊水、消除党和军队内部争端、加强党和军队纪律约束和民主监督等途径, 不仅提高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团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密切了党和红军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 而且巩固了党和军队的各级组织、纠正了党和军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张宏卿认为, 井冈山斗争时期, 是中共党内巡视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探索阶段, 其重要体现就是中共为了应对困局、加强党组织建设, 在党内开展了巡视员派遣工作。对巡视员群体进行探讨, 对新形势下以巡视为核心的党内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井冈山斗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党的作风建设; 巡视员群体; 实践及启示;
作者简介：唐金培 (1967—) , 男, 湖南武冈人,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7-08-28 基金：2014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共产国际指导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研究》 (2014BDJ011) 的阶段性成果 TANG Jin-pe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working style is the cre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ng Xiao-qiang and Yang Zheng-jun think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de an arduous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with Chairman Mao as representative, which laid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Jinggangshan struggl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base area. Tang Jin-pei think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eliminated the internal disputes among the Party and the army, and strengthened the discipline constraints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 which corrected the wrong ideas in the Party and the army and improved the cohesiveness and fighting capac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 Zhang Hong-qing thinks that the period of the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inspection system. And this system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the inner-Party supervision with inspection as the core in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
in the period of Jinggangshan"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inspectors as a group; practice and revelation;
Received：
2017-08-28 井冈山斗争时期,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作风形成的开创期。面对敌军封锁进攻和给养的严重匮乏, 党和军队作风建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但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在回顾梳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作风建设面临困难及问题的基础上, 对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加强党和军队作风建设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作系统分析和评价。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党和军队作风建设面临的挑战 1.“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作风建设的危害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之初, 由于党和军队中普遍存在对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报复情绪, 加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那兹的错误理论引导和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未能审时度势恰当地提出与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 从而在党内形成一种以冲动为主要特征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对那些主张保存党和红军力量而不同意举行无为暴动的人动不动就扣上“机会主义毒发作”、“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等“右倾”帽子, 并
实施纪律制裁[1](P441)。1928 年 8 月, 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 趁毛泽东远在永新之际, 利用第 29 团红军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 命令红四军主力第 28、29 团冒进湘南, 攻打郴州, 结果“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 被杀之人不可胜数, 各县相继沦陷”[2](P80), 教训十分惨痛。
2. 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对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作风建设的影响 首先, 浓厚的家族观念不利于正常开展作风建设。井冈山斗争时期, 无论是新入伍的士兵还是新发展的共产党员,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在一些党支部中, 同姓同族的党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有的党支部会议几乎成了某一姓或某一族的家族会议。同一个党支部中, 父子俩都是党员或叔侄俩都是党员、兄弟或连襟俩都是党员甚至爷孙俩都是党员之类的现象并不罕见。比如, 时任中共宁冈县委组织部部长刘克犹与时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部长刘辉霄不仅是同族关系而且是连襟关系, 而时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则是他们两人的小舅子。这种沾亲带故的农民党员是客观形成的, 但在其思想中无法清除的家族观念及裙带风却对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次, 根深蒂固的土客籍矛盾不利于党和军队的内部团结。历史上, 为了争夺地盘和生产、生活资源, 井冈山地区的客家人和土著之间积怨很深, 有的甚至为了一件细碎小事而发生械斗。1928 年 2 月, 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 毛泽东推举时任暴动队队长的土籍干部文根宗任该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虽然他曾因活捉国民政府宁冈县县长张开阳而闻名乡里, 但不到三个月时间, 拥兵自重的客籍人就强烈要求“轮流坐庄”。同年 5 月, 文根宗不得不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职位让给客籍干部甘金煌担任。一个多月后, 又因甘金煌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而被撤换[3]。时云“土籍的党, 客籍的枪”, 就是对以龙超清为代表的湘赣边界中共党组织内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为代表的军事势力的对立和矛盾冲突的真实写照。土客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 不仅给革命根据地斗争带来诸多不便, 更不利于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
再者, 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非常严重。在湘赣边界, 不仅县与县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而且同一县所辖的不同的区或乡之间也存在比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正如老红军陈正人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有了地方主义, 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 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 保守自己的地方, 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4](P439)这种地方主义在永新等地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共永新县委甚至明确要求脱离湘赣边区特委而独立。为此,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 真是难得很。”[2](P74) 3.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作风建设的影响 据 1929 年 5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红四军共有党员 1329 人, 占红四军总人数约4000 人的 33.2%。其中, 工人成分的党员 310 人, 占党员总数的 23.32%;农民成分的党员 626 人, 占党员总数的约 47.10%;小商人成分的党员 106 人, 占党员总数的约7.97%;学生成分的党员192人, 占党员总数的约14.45%;其他成分的党员95 人, 占党员总数的 7.15%[5](P156)。由此可见, 在湘赣边界党组织中, 农民
成分以及其他成分的党员人数明显超过工人成分的党员人数。但他们大多因文化程度不高且缺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教育, 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 忽视政治对军事的领导作用等单纯军事观点, 片面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等极端民主化、少数不服从多数等非组织观点, 不问一切理由分摊任务等绝对平均主义、无乱猜忌等主观主义, 总希望到大城市享乐等个人主义, 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流寇思想, 以及打败仗时军纪松懈等盲动主义残余, 等等。加上红军中的部分指战员来自旧军队, 打骂士兵等军阀主义作风以及升官发财的思想意识比较严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各个方面渗透严重影响到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成效。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党和红军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措施 1. 加强党员干部培训教育 为肃清党和军队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和各种偏向, 在毛泽东等带领下, 革命根据地积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开展教育工作。其中, 开办各类训练班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加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1928 年 10 月,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 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 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6](P638)会议召开的当月,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就在宁冈县茅坪举行了第一期党团训练班的开班仪式。这一期培训班前后共持续了六个月, 先后有 300 多名党团员接受培训[7]。参加训练班的一般都是由各地党团组织选派或从各县乡抽调党、团员各一人参加集中学习。每批学员的培训时间为 1—2 个月不等。为了确保培训工作有所成效,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还专门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 并邀请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党员、干部担任教师或辅导员。与此同时, 各地县委还先后举办了一些以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短期训练班。据老红军王紫峰回忆, 仅在遂川县茨坪举行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期党团训练班前后就有 100 多名党员干部先后参加了培训。该训练班为期三个月, 主要学习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时事政治和群众工作等[8](P459)。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常抽空察看党团员训练情况, 而且还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
此外, 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关措施, 比如, 编辑出版和发行党报、政治简报以及“教育同志的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以及“对不认字的党员读书报”;找个别党员谈话,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召开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以及“政治讨论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等等[9](P95—96)。
2. 宣传发动和紧紧依靠群众 首先, 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为了改变当地群众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模糊认识乃至偏见, 密切党和军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 红军每到一
地, 就因地制宜地用写标语、喊口号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在红军队伍中还专门组织宣传兵, 成立宣传队, 创建宣传制度。与此同时, 还通过开办各种形式的识字班, 教农民识字,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次, 打土豪, 分田地。当时, “边区的土地状况, 大体说来, 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 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2](P68)。革命根据地建立后, 通过打土豪, 并将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给当地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再者, 开辟和改造圩场, 恢复发展工商业。苏维埃边区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当地工商业者的政治态度、资本来源和剥削程度, 分别确定打击和保护对象, 并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政策, 使一些工商业者消除了疑虑, 相继正常营业。由此, 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和工商业经营, 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而且调动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参加革命工作的积极性。
最后,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每到农忙季节, 红军指战员就主动帮助当地农户耕田插秧。为了减轻当地百姓负担, 不少红军指战员还自己种南瓜、茄子等蔬菜。通过这种帮扶等, 新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焕发生机, 党和红军很快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
3. 清洗党和军队内部的污泥浊水 在发展壮大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的过程中, 由于急于求成, 甚至连“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 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使党的组织破底, 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6](P632)。1928 年 9 月, 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党员队伍整顿工作, 将永新、宁冈两县党组织全部解散, 重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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