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冒险行为是个体面对风险情境时的行为意愿，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策。儿童的冒险行为受到个体、家庭、社会一情境三个方面的影响。个体因素方面，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会影响他们对风险的知觉、对受伤风险的估计和对行为后果的归因；认知决策能力和预期情绪体验则影响到儿童对风险情境的判断。家庭因素方面，父母和兄姐是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重要他人，父母的态度和反应会直接影响儿童的冒险行为，而兄姐的言语和行为会改变他们的风险决策。从社会一情境的角度来看，风险情境会对儿童的冒险决策带来压力，有同伴在场时会促使儿童更倾向于参与冒险。综合分析并探讨冒险行为的各个影响因素及其产生机制，对提出合理干预措施，减少儿童因冒险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儿童；冒险行为；风险情境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对不同任务所做的选择，反映了个体对采取具有明显风险程度行为的意愿，即当个体面临趋避冲突时，会为了趋近有价值的或更有利于满足个体需要的结果而采取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陈丽娜，2003)。冒险行为总是与风险情境联系在一起。Bromiley和Curley(1992)将风险情境分为4类：(1)涉及躯体感受(physical sensation)的活动，(2)游戏(games)和抽彩(lottery)，(3)日常的生活选择，(4)商业环境活动。其中对青少年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涉及躯体感受和日常生活选择的消极冒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无保护的性行为和开快车等(Michael&Ben-zur,2005；Dietze，Jolley,&Fry,2006)。低龄儿童的冒险行为则更多是与户外游戏和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国外最早关注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研究者们，他们对去急诊和小儿科就诊的儿童数量、类别进行统计发现，意外伤害是造成儿童致残、致死的头号杀手。学龄儿童是意外伤害发生的主要群体，而引起意外伤害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儿童的冒险行为增多。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就主观因素而言，年龄以及随年龄发展的儿童的认知决策判断能力，性别和情绪人格特征等都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客观因素方面，家庭环境、学校社区环境，同伴压力以及儿童所面临的风险情境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儿童参与冒险的原因。总之，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探讨各个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对于提出有效干预措施，防范儿童因冒险而造成的意外伤害具有重要意义。
2 个体主观因素与儿童冒险行为
儿童进入学龄期后，随着年龄增长、认知水平的提高，开始扮演起冒险行为的决策者和行为后果承担者的角色，而性别、年龄、决策能力、情绪和感觉寻求等个体主观因素都会对他们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从上述诸多因素考查了儿童冒险行为的各种表现及特征(Morrongiello，1995；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rrongiello，1998；Morrongiello&Matheis，2004)。
2.1 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不论是日常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男孩总是“偏爱”参与冒险，因此他们由于参与冒险行为而导致意外伤害的频率和程度都高于女孩。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2岁以后男孩的受伤率是女孩的2～4倍”。对此，早期的研究者主张这是与男孩的冲动性和活动水平高(Manheimer&Mellinger,1967；Matheny,1988)，或者他们不愿寻求帮助(Block,1983)的缘故有关，但这基本上是基于推测的解释，并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支持。以后Morrongiello等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个体对风险的知觉，对受伤风险的估计和对行为后果的归因是造成冒险行为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Morrongiello，1995；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ongmllo，1998)。在面对相同的风险情境时，男孩对其风险程度的估计总是低于女孩，而女孩对风险情境中的危险因素则更为敏感，对情境中潜的危险因素的估计往往多于男孩。但在对比不同风险情境的危险程度时，男女儿童的认识则基本一致(Morrongiello&Midgett，2000)。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风险情境，哪个危险哪个安全，男孩女孩的认识是一样的。但面对相同风险情境时，女孩对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知觉更为细腻。女孩不仅对风险的知觉较为细腻，而且对自己在冒险行为中受伤风险的估计较男孩也更为谨慎。她们大多认为，与男孩相比自己更容易受伤。面对冒险情境她们想到的是“我可能会受伤”，因此，女孩如果觉得参与冒险会造成伤害就会采取回避行为：男孩则不同，他们存在乐观偏向(optimism bias)，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相对于同伴自己受伤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考虑的是“我可能受伤到什么程度”，如果推测自己即便受伤也不严重，那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1997；Hillier&Morrongiello，1998)。而在参与冒险之后，如果造成了意外伤害，男孩更多地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坏运气”，或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尽管他们在类似冒险活动中有过受伤的经历，面对相似风险情境时还是有可能再次冒险。女孩重复冒险行为的可能性一般低于男孩，因为她们更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行为本身或自身原因，对冒险行为中可能存在的伤害更为敏感，从而选择回避风险，减少伤害(Morrongiello&Rennie，1998)。
除了性别因素外，儿童参与冒险行为的频次普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直到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JessoK 1991)，由此导致学龄儿童的受伤率也随年龄而不断攀升(Schiedt，1995)，这时冒险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也随年龄增长发生了变化。有研究发现，儿童在6岁以后将冒险行为的后果归因于“坏运气”的倾向会逐渐减少，而对行为后果的“乐观偏向”会逐渐增多，表现为年长的儿童对行为后果的估计总是很积极(Morrongiello，1997)。儿童随年龄增长在冒险行为中表现出的“乐观偏向”可以用Elkind的“个人神化(peronal fable)观念”来解释。所谓“个人神化观念”是指儿童和青少年常常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它反映了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备特殊防御能力的心理，他们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过分强调，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对一些危险常常视而不见(郭菲，雷雳，2006)。因此，在阻
止儿童参与冒险行为时，应该考虑“个人神化观念”的消极作用。也许过分强调风险情境中的危险与难度，反而会激起儿童更想通过参与冒险来证明自己“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能力。
2.2 认知决策能力与儿童冒险行为的关系
Bromiley和Curley(1992)主张冒险行为是个体对所处风险情境中的因素进行判断，对未来发生事件进行预测而做出的决策，冒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策。因此，除了性别和年龄等基本因素外，儿童对情境中风险程度和潜在风险因素的认知，儿童自身的决策能力等都会对是否参与冒险造成影响。
早期的一项研究(Coppens，1985)发现，儿童对不同程度风险情境(高风险、低风险)的认知不存在年龄差异，学龄前儿童就可以对安全和不安全的情境进行很好的判断和区分。既然不同年龄的儿童可以判断出不安全的情境，那么为什么学龄儿童还是会频繁地参与冒险呢?有些研究者推测这是由于儿童的记忆策略和推理等认知能力都不及成人，对风险情境中具体的潜在危险因素认知不足，而导致冒险行为的发生(Byrnes，1998)。但Hiller和Morronglello(1998)的研究却不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采用儿童参加某游戏活动的图片，考查儿童对风险程度和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认知。结果发现，6岁、8岁、10岁三个年龄组的儿童对游戏活动的风险程度和潜在危险因素的判断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学龄儿童不仅能够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情境，而且能够较好地判断某风险情境中具体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因素。Morrongiello等人(200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面对风险情境时，有3个具体的认知因素——即对危险的估计，对个人受伤风险的信念和对冒险行为后果的归因一一是影响儿童风险决策的关键。儿童是对这3个方面进行综合认知与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参与冒险。如果儿童估计某冒险活动中的危险因素很高，自己受伤的风险较大，并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是导致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他们便倾向于回避冒险；反之，则倾向于参与冒险。其中，儿童对危险和对潜在受伤严重性的估计，可以良好地预测他们的冒险行为。
上世纪70年代，Tversky和Kahneman(1981)就成人风险决策特点提出了“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理论，该理论主张，个体的冒险性与决策任务框架有关，即个体在得益情境中倾向于“厌恶风险”，在损失领域中表现出“尝试风险”。这种效应在成人的风险决策中普遍存在(何贵兵，梁社红，刘剑，2002)。然而，Reyna等人(1994，1996)以学龄前、二年级和五年级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大部分被试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更倾向于冒险而不是选择必得的物品，没有表现出“框架效应”。此后，Harbaugh(2001)和Levin等人(2003)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即与成人相比幼儿会忽视框架信息而偏向于做出冒险决策。还有研究发现，当儿童进入青少年期后，他们的风险决策便与成人趋于一致，也表现出了“框架效应”(Chien，Lin&Worthley1996)。儿童和成人面临风险决策时在“框架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可能与认知决策能力有关，即儿童可能对当下情境是得益还是损失缺乏准确的判断与估计，使得他们在“乐观偏向”的作用下偏向于做出冒险。
2.3 情绪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认知发展观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认知决策能力不断增强，行为决策会更趋于理性，那么他们冒险行为发生的频率应该不断减少。但现实观察和已有研究(Jessor,1991；Schiedt，1995)却发现儿童的冒险行为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两者之间产生悖论。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除认知决策能力外预期情绪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也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Morrongiello&Matheis，2004)。
Loewenstein等人(2001)就情绪与行为的关系提出“风险即情绪”(risk asfeelings)模型(见图1)。该模型指出，面对风险情境时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会参与其中发生作用，即时情绪、主观概率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表现。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就像是一种预警，而积极的预期情绪则是一种激励，这种对行为结果可能导致情绪体验的预测能力从年幼儿童到青少年直至成人一直在不断改善，影响着个体的风险决策(Boyer,2006)。预期情绪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在对成人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已经的得到验证，成人和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会受到预期情绪的影响(Zuckerman，1994)。
那么儿童在面对冒险情境时，是否也会对行为后果可能带来的情绪体验产生预期呢?Peterson等人(1997)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在观看模拟自行车碰撞情境之前，更多地报告自己预先感到的害怕，这种害怕的情绪预期可能对女孩日后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冒险可能为儿童带来兴奋、愉快或者害怕的体验，而对这些情绪体验的预期会影响到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当儿童预计某冒险行为可能为他／她带来兴奋和愉快的情绪体验时，选择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如果是体验到消极情绪的预期，则可能回避冒险。其中性别和个体经验会影响到冒险行为的情绪预期体验，如前所述，由于男孩存在“乐观偏向”，所以总是认为冒险行为会为他带来刺激和快乐的体验，在面对冒险情境时会表现得跃跃欲试(Morrongiello&Matheis，2004)。而个体曾经在类似冒险行为中体验过的情绪经验会直接影响当下对风险情境的预期情绪，如曾经兴奋的情绪体验会带来积极的情绪唤醒，儿童自然期待着在冒险中再一次体验到快乐的情绪(Morrongiello&Matheis，2007)。
2.4 感觉寻求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作用
如果说儿童的认知决策能力和预期情绪体验调节着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那么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便是儿童冒险行为发生的潜在、稳定的因素之一。感觉寻求是指对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通过以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感觉和体验的愿望(张明，陈丽娜，2003)。可以看出，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个体通过参与冒险行为对新异刺激感觉的体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快乐满足。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的儿童总是反抗父母的管理，高估自己的行为能力，在面对风险情境时情绪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认知因素的影响，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兴奋的体验，弱化或忽视情境中的危险因素而频繁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Matheis，2004；Morrongiello&Lasenby,2007)。高感觉寻求的儿童在有安全设备的保护下(如戴头盔，护膝等)会出现“风险补偿”(risk comoensation)的倾向，在有安全保护的情况
下受伤的次数和程度反而要多于或严重于没有防护的情况(Morrongiello&Lasenby,2007)。感觉寻求这一特质在个体从幼儿到成人前期中一直呈上升趋势，进入成人期后，感觉寻求的水平开始下降(张明，陈丽娜，2003)，这与从儿童到成人时期冒险行为不断增多而后下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感觉寻求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测量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各种冒险行为的良好预测变量(Zuckerman，1994)。
3 家庭环境与冒险行为
以上讨论的是儿童自身主观的生理心理因素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决定儿童是否参与冒险还与其所生活的微观、宏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儿童面对风险情境时的不同表现，与父母对他们冒险行为的反应关系密切。父母对冒险行为的不同反应影响儿童对受伤的态度；儿童对待受伤的不同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Dawber,2000)。另外，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同辈的哥哥姐姐，对儿童冒险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Morrongiello&Lasenby,2007)。
3.1 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从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可以看出，男孩是冒险行为中的主角，这与大多数父母认为冒险行为对男孩有一定的价值和益处不无关系。父母在面对男孩的一些冒险行为时提醒和阻止较少，反应也相对较慢，甚至会明确鼓励男孩参与某些冒险；而对于女孩，父母则会更多地给予警示和保护，并强调冒险行为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即使能力水平相近的男女参加同一冒险行为，母亲也会频繁地提醒女孩注意安全或很快阻止她们的行为。这种父母反应和态度上的差异，在儿童两岁时就已经出现了(sehwebel&Bounds，2003；Morrongiello&Lasenby,2007)。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这可能与女孩比较乖巧听话有关)，导致女孩对冒险行为有了“女孩受伤的风险会比男孩多”之类的内化观念(Morrongiello&Dawber,2000)。也许正是这些内化的观念影响到女孩对风险的认知和对受伤风险的估计，使得她们面对冒险情境时更多地想到“我可能会受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孩面对冒险情境时，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总是高于男孩的事实。
除了儿童的性别因素外，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基本态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Morrongiello等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给予宽容是由于她们对此行为持有肯定态度，有些父母认为参与一些冒险行为对儿童有积极意义，把儿童的冒险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因而不会过多干涉。另外，儿童受伤的经历也会影响到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反应，母亲对冒险行为的干涉速度与儿童的受伤经历成负相关，即儿童参与冒险行为和受伤的经历越多，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速度就越慢(MorrongieUo&Dawber,2000；Morrongiello，2005)。究其原因，可能是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或是母亲提高了对儿童行为能力的估计，还有可能是母亲对孩子不断的冒险行为产生了认识疲劳。
3.2 兄姐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有时父母的告诫对减少儿童冒险行为无济于事，而兄姐的劝说却十分有效。作为既是伙伴又是亲人的兄姐，他们的言语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决策，不论儿童最初决定是参与冒险还是回避风险，兄姐的建议往往会有效地改变儿童的决定(Brook，Whiteman&Gordon，1990；Nathens，Neff&Goss，2000)。兄弟姐妹关系越亲密，且同一性别，这种影响就越大。而且，兄姐提出的参与或回避风险的理由越多，劝说就越有说服力，儿童改变最初决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儿童与兄姐交流讨论回避风险的意义，也许会比父母的提醒与阻止更有利于减少学龄儿童的冒险行为。不过，兄长和姐姐对弟弟、妹妹的冒险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兄长总是会对弟弟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与乐趣；相反，姐姐则会更多地强调安全问题(Morrongiello&Bradley,1997)。
4 社会－情境与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不可能脱离风险情境，趋于冒险或回避冒险是个体处于某种风险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个体面对风险情境时除了考虑“损失的可能性”外(Yates，1992)，情境中的压力(如图方便)、同伴关系等都会影响儿童的冒险决策。
4.1 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在对成人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成人常常会为了图方便而做出冒险的决定，并且会通过改变对危险和受伤程度的估计来减少认知失调。但寻求方便不仅是成人做出冒险决定的理由，对儿童也适用，风险情境中的压力也会增加儿童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Sedore，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向6～11岁儿童呈现了6幅配有相应情境压力故事的图片，考查处于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情境压力与非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会有变化，如果意识到若不采取冒险行为就无法达到希望的目标时，儿童会更趋向冒险。他们和成人一样改变了对风险程度的估计。非压力情境下所估计的危险情境，在压力情境时会降低对其危险程度的推测。儿童在降低对危险程度估计的同时，也会改变对情绪体验的预期，此时，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将要带来的潜在的“快乐”体验而忽视“惧怕”体验，这样就可以降低由认知失调引发的焦虑(Morrongiello&Matheis，2004)。因此，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重要影响在于，儿童在风险情境下甚至会改变认知和情绪等内在因素，以应付压力。
4.2 同伴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除了风险情境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外，同伴是否在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Christensen&Morrongiello，1997；Gandner&Steinberg，2005)。因为同伴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通常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也通常是和同伴一起所为。入学以后的儿童脱离父母与同伴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增多，常与同伴一起面对风险情境，同伴关系自然会影响其冒险行为决策。关于群体对个体冒险行为存在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群体极化理论(group polarizationtheory)，即冒险行为受群体效应影响，冒险行为的发生取决于有冒险行为倾向的群体成员。二是风险转移(risk shift)理论，即人们在群体中进行集体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群体比个人更倾向于做出冒险的决定。支持风险转移理论的研究者主张，只要有他人在场就会导致个体冒险
行为的增加(Gandner&SteinbeN，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的研究支持了这一主张。他们发现只要有同龄人在场，即便是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流，儿童的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在冒险行为参与者个人的意识里认为即便有不良后果，也会有其他人来参与承担，从而同伴在场时对冒险行为后果的估计也更为积极。
除有同伴在场会影响到儿童的冒险行为决策外，对同伴行为的观察也会影响儿童对风险的评估，这与众所知周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相一致。Morrongiello等人(1998)考察了他人参与冒险行为时面部表情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向被试随机呈现一系列儿童参与某项危险游戏活动的图片，图片中突出儿童游戏活动时的面部表情(如焦虑或自信)，要求被试对图片的危险性进行4等级分类。结果发现同伴焦虑的表情提高了儿童对活动风险的估计，自信的表情(如微笑)则大大降低了儿童对风险的估计，担忧的表情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而且，亲密的同伴关系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决策，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抵御同伴影响的能力相对较弱，他们更容易受同伴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儿童冒险行为较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同伴接触的时间长、机会多，更主要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受暗示性更强，更易受同伴影响。
儿童在交往的过程中会选择那些与自己有相同风险倾向的个体作朋友，总是倾向冒险的儿童会和与他相似的儿童成为好朋友，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择友方式强化了他们固有的倾向，爱冒险的儿童冒险行为可能会越发增多，受伤几率也随之增加(Morrongiello&Dawber,2004)。
5 对儿童冒险行为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由于儿童冒险行为是造成意外伤害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重视，近些年心理学对儿童冒险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课题也日渐关注，且成果颇丰。但由于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十分复杂，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的争议与不足。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目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多是在西方国家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个体的冒险行为与社会文化背景及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因此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其中，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是否会影响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比如，面对子女冒险时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更为保守和更强调安全；抑或是，出于对竞争性社会的认识及对子女竞争能力培养的理性考虑，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提早关注对子女应对风险和处理风险情境能力的培养?另外，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对子女的管教往往相对宽松自由，儿童接触自然的机会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城乡父母的不同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城乡儿童冒险行为的特征表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在城乡比较中，其实混杂着独生与非独生变量的作用，考察是否独生与城乡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揭示不同环境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交互影响应该是未来的研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对冒险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个体所处的情境入手，将冒险概化到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探究其一般性特征(谢晓非，2001)。如设立一定的风险情境来探查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普遍特点。而这一研究方法往往很难保证每个年龄组的被试对所设立的情境都熟悉明了。那些不熟悉的冒险对被试的预期情绪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冒险行为决策。因此，研究者在设定风险情境时可以采用被试生成法(Gullone&Moore，2000)，让不同年龄的儿童提名最危险的情境，通过主试筛选来设定风险情境，这样，同组被试所面临的情境的风险性便可能会大体一致。冒险行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入手，恒定性格变量对冒险行为进行跨情景的研究(谢晓非，2001)。如采用多个风险隋境图片或故事描述的方法，让儿童处于假设的冒险情境中想象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决策并予以解释。但这样的实验情境与儿童处于真实冒险情境时的情绪唤醒程度是有差别的，与在真实情境下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摹拟儿童真实冒险情境的实验设计来探查儿童的冒险行为也许更能揭示儿童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另外，现有的用于测查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对于学龄儿童似乎并不适用，开发和编制适用于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也十分必要。
再次，从有效干预的方面考虑，父母和教师在对儿童不断强调危险因素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儿童在面对风险情境时的独立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抵御外界压力与诱惑的能力，减少儿童在面对风险情境时不切实际的乐观和对同伴的盲从，淡化儿童青少年的“个人神化观念”，这样可能会更有效地解决儿童不断参与冒险行为及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另外，未来的研究应更进一步的探查各种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认知、情绪、人格、社会环境等因素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更易于儿童理解和接受的干预方案，在减少儿童由于冒险行为所带来的伤害的同时帮助儿童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最后，从研究切入点来看，对冒险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消极的角度(意外伤害)来进行考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冒险行为的积极作用。参与冒险行为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的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他们能够建立并提高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如果对儿童的冒险行为给予适当的保护，教给儿童参与冒险的保护性方法和策略，加强儿童对冒险行为后果准确评估的能力，那么，冒险行为对儿童的自信、独立能力的培养也许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