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笔者去了趟柏林。柏林总让人想回去，回去看历史的影子和今日的形象。那天，在柏林的春寒里逛街，路过一处露天市场。市场位于圣马蒂斯教堂前，属于典型的传统农民摊子，散发着田野的土香。欧洲老城的农民市场，老滋老味，朴实无华，如一颗颗温润的珍珠，折射出欧洲百年前的风情。
其实，搏动于城市心脏的农民市场，不仅是一道城乡结合的美景，也呈展着一种经济方式，同时彰显出欧洲人的城市理念。18世纪以来，农民市场一直是欧洲各国政府为确保城市口粮，倾力打造的輔助经济手段。三百年过去了，它们见证了人间的战火与和平，沉浮起落，却得以传承下来。
人们都知道欧洲城市的魅力，在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欧洲城市的大街小巷，可谓人类文明博大精深、温婉典雅的大观园。瑰丽的古建筑，精致的老店面，不乏文艺风范的基建设施，都是人类生活和自然景观的完美互动。点缀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市场，其初始原貌、地域色彩和历史印记等特点，更是当地人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每每路过，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
在柏林溜达时，见那处露天市场的摊位井然有序，瓜果飘香，鲜花盛开，农家自产自销的蔬菜、奶制品和香肠等，琳琅满目，于是联想到维也纳的农民市场。维也纳大大小小的农民市场不下五六十家，其中，位于六区的纳什马克（Naschmarkt）很有气势，连绵1.5公里之长，规模宏大，历史悠久，16世纪便初具雏形。正如各地的农民市场，纳什马克是维也纳人购买新鲜食材和休闲的好去处，当地农民的山货、时蔬和果酒，前南斯拉夫国家的特产，土耳其的肉食和甜点，希腊的奶酪和橄榄，东南亚的奇花异果，印度的调味品，阿拉伯的香料等，看得人垂涎欲滴，心醉神迷，有种天马行空、四海徜徉的美妙。
民以食为天，农民市场反映出的社会变迁往往最为鲜活。以维也纳这个曾经的帝都为例。德国16世纪的著名诗人和戏剧家汉斯·萨克斯曾言：“维也纳这座城市啊，人口稠密。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是他们每日的大餐，从五谷杂粮到山珍海味，从空中的鸟儿到地上的禽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失去了欧洲霸主地位，也失去了大海，变成山地小国。一向热衷于饕餮美食的维也纳人，也从此与海鲜无缘。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维也纳市场上的水产，顶多就几条鳟鱼。
那些岁月里，维也纳人习惯了吃土豆、玉米，萝卜、白菜，黄瓜、番茄，肉类也无非猪肉、牛肉、鸡肉，外加偶尔可见的羊肉。21世纪伊始，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改变了维也纳人的食物结构。边境的开放和免税政策，让意大利等国价廉物美的海鲜得以长驱直入，走进维也纳的传统市场和各大超市。如今的纳什马克仿佛海货充足的天堂，海鲜馆更是生意红火，维也纳人又可以大快朵颐了。
若说维也纳的农民市场折射着当年的帝国霸气，柏林的农民市场，则留下了东西柏林分家时的印记。前东德受到的俄罗斯食品影响，雁过留声，如今还能在统一后的柏林感受到。比如圣马蒂斯教堂前的那处农民市场，有个摊位在卖俄式水饺Plemeni。包着各种肉馅和蔬菜馅的俄式饺子，模样长得很中国。都说Tortellini是意大利饺子，其实它的经典形状更像上海馄饨，而俄罗斯饺子却如端正的北京饺子。
记得那天在柏林，初春的阳光不甚温暖，寒风从没有绿叶的树丫间吹来，让人不禁要打个战儿。面对俄式水饺，笔者想到一碗热汤的美妙，于是动心地对煮水饺的大娘说：“来份水饺吧，土豆馅儿的和蘑菇馅儿的。”“好嘞！”大娘一副憨憨的模样，说话的口音带点儿东德遗风。她缓缓地把饺子放进开水中，又很快捞出来，倒进带汤汁的陶瓷碗里，汤上飘着切碎的芫荽叶和一小撮番茄酱。于是，笔者站在高脚小圆桌边，拿着碗里的勺儿舀饺子，连汤带汁，一口咬下去，天哪，那鲜美简直无敌！
一碗俄罗斯水饺驱散了春寒，连天色都明朗了很多。精神抖擞的笔者在旁边的一个摊位买了瓶野莓果汁。摊主介绍说，果汁是采自下萨克森山区的十来种莓子现榨的，喝一口，神清气爽！就这样，抱着果汁瓶的笔者，仔细浏览起各家摊位上的货物。这时才发现，那个市场上最迷人的，还是大小、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土豆。
不管何地，也无论如何各具特色，欧洲的农民市场总少不了一样食品：土豆。土豆之于欧洲人，好比米饭之于中国人，最大众，最普通，是欧洲老百姓必不可少的主食。不同形状和色泽的土豆，早熟与晚熟的土豆，口感也各不相同，有些甜美，有些清爽，有些面面的，有些脆脆的，有些可以连皮食用，有些最好切片处理。土豆食谱更是五花八门，让靠土豆过日子的欧洲老百姓乐在其中。盐煮土豆、土豆泥、土豆沙拉、土豆饼、炸土豆条、椒盐土豆片、土豆丸子、奶油土豆、熏肉炒土豆、德式烤土豆，还有土豆牛肉汤等，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菜。
市场上，土豆的身价以公斤或大麻袋而论，低廉至极，低廉到由着人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程度。欧洲人拿土豆开心的比喻不胜枚举，其中毫不掩饰一份善意的嘲弄。诸如“吃土豆让人愚笨”“你这下子得靠土豆度日了”“他会像扔掉烫手土豆那样抛弃你的”等说法，都是人们信手拈来的谚语。
连画家笔下的土豆也显得下里巴人，绝不阳春白雪。土豆在昂贵的油画颜料里，带着大自然的土腥味儿，波澜不惊地映射出底层老百姓的平凡生活。看看梵高画的土豆系列吧：《种土豆的农妇》《挖土豆的农家夫妇》《装土豆的男子》《削土豆皮的女子》《吃土豆的人》《沙丘后的土豆田》《黄碟中的土豆》……每一幅画的名字，都那么接地气。
在柏林的那个农民市场上，土豆们被冠以非常漂亮的名字，如阿娜贝尔、齐娜、龚达和斑伯格小喇叭等，一筐筐的土豆旁边是青红紫白的萝卜芹菜，相映成趣。笔者看着看着，脑子回到了18世纪。那些美丽的土豆们，仿佛正在开出朵朵白色的土豆花，风光无限地开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云鬓之上。
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将土豆花当作她的贵重头饰。这位来自奥地利的娇贵女子，是个时髦而奢华的尤物。当年，她奉土豆花为珍奇之物，在宫廷舞会上戴着它闪亮登场。
土豆原产地不在欧洲。16世紀中叶，西班牙探险家在南美秘鲁发现了土豆，将之带回欧洲。很快，土豆受到西班牙、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贵族的青睐。那时候的土豆身价不菲，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事实上，那时候的土豆是贵族花园里的稀有珍品，是皇家餐桌上的高贵水果。
17世纪初，爱尔兰政府面对经济窘况，发现土豆有解决民生的大作用，开始大面积培植土豆。相对于小麦，土豆的食用简便得多，前者需要从麦粒到面粉，从面粉到面包的复杂过程，后者只需要刨地取出，煮熟即食。关于煮熟即食，还是欧洲人后来才悟出的。土豆初到欧洲时被认定为毒果子。当初，德、奥、法等国的一些贵族把玩土豆时，把它们当作珍贵水果生吃，于是常犯肚子痛。即便这样，贵族们还是对土豆情有独钟，爱不释手。
其实，早在1553年，欧洲探险家佩德罗·里昂（Pedro Cieza de Leon）便在其专著《秘鲁通史》里，阐明了南美印第安人如何煮食土豆。1601年，卡斯特拉诺斯（Juan de Castellanos）又在手稿里阐述了土豆的生物特性。但前者的描述似乎未被人留意，后者的书写直到19世纪才见天光。在欧洲本土，162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塞腾施特腾修道院（Kloster Seitenstetten）院长卡斯帕·普劳茨（Caspar Plautz），于林茨出版了一本自己研究出的土豆食谱，够早的。
回到爱尔兰的土豆田。起初水土不服，但很快适应新环境的南美土豆们在爱尔兰的新家园茁壮成长。到了17世纪中叶，因惨烈的“三十年战争”而贫瘠一片的欧洲将土豆视为救命稻草，开始大量种植。土豆在欧洲各国安家落户，并成为老百姓赖以为生的主食，甚至是唯一的主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世纪初，美洲的土豆生病了。病菌竟在19世纪中叶蔓延到了欧洲。土豆的基因十分单一，一种土豆生病了，就会株连九族。灾难因此降临。连年的土豆歉收导致数百万欧洲人饥饿而死。尤其是1845至1852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使仅靠土豆为生的人们完全失去了口粮。两年之内，饥荒夺去了一百万爱尔兰人的生命。
这是欧洲曾经的土豆之殇。
午后，柏林的阳光渐渐明媚起来。农民市场上的土豆们，在21世纪的光照下，显得玲珑可人。不知如今五花八门的土豆种类，在基因上是否有所改变，但它们在欧洲的几个世纪里，想必经历过不少技术改良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继续大面积种植土豆，土豆依旧是欧洲老百姓最为信赖的主食，依旧是农民市场上最让人踏实的产品，也依旧是笔者心爱的一道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