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 要：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以及实施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持续扩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快速攀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15年中国向IPCC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承诺目标：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受限于我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禀赋特点，减排承诺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当前的开放型经济环境条件下，从贸易和FDI视角研究中国碳排放问题，对于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贸易; FDI;能源消费
一、引言
能源消耗是指生产和生活所消耗的能源，其强度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阶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耗一般呈缓慢上升趋势，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能源消耗强度开始下降。提高能源和环境效率是确保经济增长以及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而外贸是提高能源环境效率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关于全球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三个国家，是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在过去10年中，能源行业仍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据统计显示，在2015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增长1.0%，与2014年相若，相比过去10年平均增长1.9%为低。全球煤炭消费减少5300万吨油当量，其中降幅最大的是美国（-3300万吨油当量，-8.8%）和中国（-2600万吨油当量，-1.6%）。煤炭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降至28.1%，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煤炭产量下降6.2%，即2.31亿吨油当量，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美国煤炭产量下降19%，中国煤炭产量也历史性地下降7.9%。
2013年，能源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72%。2012—2013年，由于发电，供热和运输行业的排放量增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3.65？譹？訛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4%）。但是，这一增长率确实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澳大利亚是世界第15大排放国。自2012年以来，其农业排放量下降了65 MtCO2e（或34.6%），这源于草原燃烧面积的减少，甲烷（CH4）和氮氧化物（N2O）的排放相应减少。
2015年全球能源消耗量占有率，石油继续成为首位达32.9%，煤炭消耗量下降至29.2%，是自2005年以来最低的消耗量占有率。随着天然气的全球需求增强，天然气消耗量占有率上升至23.8%，而核能则为4.4%，可再生能源2.8%，水力发电6.8%。与2014年全球能源消耗量相比，石油增长1.9%;煤炭下跌1.8%;天然气增长了1.7%;核电方面增长1.3%;可再生能源增长2.8%，较过去平均增幅0.8%为高;水力发电增长1%。2012—2013年，前10大排放国的排放量增加了2.2%，而过去1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4%。在同一时期，中国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增加了4.3%和1.4%。美国在2007年达到排放高峰，欧盟稳步下降，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加拿大）在过去十年中相对稳定。据数据显示，2014—2016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但全球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仍将保持稳定？譺？訛。
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前十位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德国、巴西、南韩、伊朗、沙特阿拉伯及法国。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注重和实施全球环境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不断扩大，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迅速增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国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向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交了“国家独立贡献”减排承诺目标，但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油气短缺”的能源禀赋特征，减排承诺的实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当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从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研究我国的能源消耗，对于我国实现减排目标和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开放经济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合作日益紧密。产品市场合作主要体现为合作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的自由化;要素市场合作则体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在合作国家和地区之间流通的便利化（Rauscher，2001）。贸易自由化与要素流通便利化都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关于两者对环境的影响尚无统一定论，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污染天堂假说”，其核心观点认为各国为了维持或增强本国竞争力，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出现“向底线赛跑”的情形。因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不断扩大，污染产业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Walter & Ugelow，197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和要素流通便利化，不仅有利于环保技术的扩散，而且可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此外，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对清洁环境及其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使可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相应增加，因而对环境有利（Antweiler et al.， 2001）。第三种观点认为贸易和要素流動所引发的环境效应是错综复杂的，各个效应之间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结果往往难以预测。目前，这种观点广为接受，其开创性的研究始于Grossman & Krueger （1993）在探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环境的影响时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认为这三个方面的效应可以为正亦可为负且相互影响，最后的总效应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三效应”分析有助于明确贸易和要素流动对环境的影响途径和影响方向，成为贸易与要素流动环境效应的基本分析框架。国内外大量学者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对国际区域合作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