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之安全

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3月24日，习近平在荷兰海牙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发表讲话，介绍中国核安全措施和成就，阐述中国核安全观。4月1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能源委成立五年来的首次正式会议），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

主席和总理发话，使得核电产业一时大热。然而，如果由政策推动，使得“规划”超越了“规则”，即便现有技术成熟，管理上的滞后也会带来风险。再者，中国不似法国水网密布，加上地质灾害频发，其实需要更高级别的安全标准。

除此之外，“高层催促钍反应堆研究”“内陆核电站开工”等负面传言，不时闯入民众的眼球。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近日被带走调查，也为核能事业投下一块阴影。

技术与管理

由于福岛核事故的后续影响，中国政府对待核能的态度一直颇为审慎。

2011年，国务院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如今虽然重启部分被暂停项目，但湖南、湖北和江西的三座内陆核电站被排除在外，至少要等到“十二五”之后方能开工。2013年“两会”期间，湖南代表团集体提交“一号建议”，希望尽快重启桃花江核电站——这座计划总投资超过600亿元的内陆核电站是湖南历年来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之一，可以缓解其电力紧缺的局面——然而并未得到回应。

滨河、滨湖核电站统称为内陆核电站，这些核电站其实占到世界投运核电站总数的一半。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表示，较之沿海核电站，内陆核电站万一发生事故，排放核废水问题更为棘手，核事故应急区不足。这一劣势大概也是中国政府暂缓此类建设的主要考虑因素。

“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这是李克强总理的要求。值得肯定，但须知技术之外，核安全还需要管理水平的提升。

“核安全不仅需要先进技术，也需要核电管理部门和核工业部门对核设施在选址、建设、调试、营运、退役、废料处置、紧急事故处理等各环节恪守职责。”中国核安全项目研究员李晶晶指出，“目前，中国核安全监管能力远落后于核电发展。”

以法国、美国为代表，世界各核大国的安全监管体系均较为独立。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挂名于环保部下，其所需的资源和权威与职责并不匹配，决策流程受到上级制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0年对中国进行同行评估活动时也指出，“在核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独立性不足，组织构架不够清晰，人力和财力资源匮乏”。

此外，目前中国在关于原子能方面只有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国早在1984年首次启动原子立法工作，但由于核工业主管部门不断调整，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法规一拖再拖，进展非常缓慢。尽快完善相关立法，赋予监管活动充分的依据和授权，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另一大建议。

2013年7月，在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下，广东省鹤山市核燃料产业园项目最终流产，但波及全国的事件讨论其实让公众看待核问题更为理性。民众希望更多的参与和知情权，希望更安全的核能，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才能迈出自己的核步伐。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馨（lxin5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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