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韩国人李圣权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万里长城上拿出早就备好的韩国真露酒，把自己豪情一饮的照片寄给了“小看”他的朋友—因为上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他们曾经笑他将来没有“饭碗”。
2014年9月1日，《南风窗》记者见到他时，李圣权正在自己位于天津市东丽开发区的书房“青德斋”里，翻译中国作家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他现在的身份是南开大学亚太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他说，与其他来华投资者不同，他更想观察中国，并且希望两个国家能互相启示。
向往中国
久居天津，李圣权的中文里夹杂着些许方言，句末时不时冒出个“嘛的”。青德斋，既是他的书房，也是公司所在地。他的解释是，孔子认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仁， 仁的表现就是德。取名“青德”，就是让自己读书时能静下心来。
1960年，李圣权出生于韩国釜山一个偏僻的村庄。父亲的家庭原本是北朝鲜地主，土改开始后，跑到了南韩，并且在内战中参加了南韩军队；退役之后，正值军人待遇较高的朴正熙时代，分到了十多亩地。虽然一家人靠种地吃饭不成问题，但农村的生活依然清苦，他和大哥常常要跟着母亲去别的村卖马铃薯。小学六年级时，李圣权一家从釜山农村搬到市里，他才第一次见到电灯。
“我的3个叔叔、两个姑妈都留在了朝鲜，父亲一直想联系他们，但没有找到。”李圣权说，父亲后来随他搬到天津常住，想继续寻找亲人，但直到2002年心肌梗塞去世都没有收到任何音讯。
父亲年轻时的经历让他对兵戈离乱有了最早的认识，而命运坎坷的老师李海承则令他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李海承是中国人，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不久就被胁迫参加了关东军；日本投降后，又被苏联军队俘虏到了西伯利亚，逃出来后跑到南韩才安定下来。在南韩，李海承考上了首尔大学，毕业后来到李圣权所在的釜山一所普通中学教历史和地理。“那时候我们没什么历史观念，满洲国、溥仪、大小兴安岭、松花江这些故事都很吸引我。他讲在中国的生活、当兵的生活，小孩子都不懂，也没有兴趣，但是我喜欢。”李圣权很是自豪地说，初中到高中，他的历史和地理成绩都是满分。而李海承，则成为他永远的恩师。1986年，李海承创办韩中民间友好交流协议会的时候，他成为其中的一名理事。
对中国的兴趣促使李圣权上大学时毫不犹豫选择了成均馆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80年前后，还是冷战时代，我的很多同学都选了经济学或者英语专业，每次聚会，他们都让我赶紧换个专业，要不然毕业了没饭吃，也找不到女朋友。”李圣权笑道。他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只是想坚持自己的选择。
1988年大学毕业后，李圣权选择了去台湾留学。“中韩没有建交，只能去台湾。台湾那时候也很看重韩国。朴槿惠总统也曾去台湾文化大学读书。”李圣权说，尽管台湾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但毕竟能够深入接触华人社会了。
留学时，李圣权依然以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选择读中国政治经济学，硕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听说可以经过香港到大陆，他就决定要来了，为此婉拒了台湾政治大学的慰留。他说自己当时满脑子是古代中国的印象，而台湾显然无法完成从想象到目睹和亲历的转换。
人物。”威权政治下改革推动者带给他的个人境遇的改变，让“苦出身”的李圣权对朴正熙时代格外怀念。他也因此觉得韩国现在的民主过于放任。“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反对朴槿惠的人，提到她的时候，用中国话来说，前面都要加上‘他妈的’。不尊重别人，这是对的吗？”让他不满的，还有韩国人文价值的流失。十多年前，李圣权去日本广岛时，电车里一个售票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有没有人上下车，售票员都90度深鞠躬迎接、说再见。“可现在韩国很多地方已经不是这样了。”李圣权面露失望。
这也是他翻译梁晓声作品的初衷。他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里提到的很多问题符合韩国现在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韩国走过的，有些问题有可能出现”。李圣权说，在韩国，反思韩国社会的书很少有人看。被追捧的是成功学、经营管理和中国古代英豪故事的书。“从外国来的东西，他们总会看看吧。”他这样想。
李圣权很少看电视，但他知道韩剧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也让韩国的年轻人游离于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之间。“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各式各样的韩剧，展现的都是那种很气派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中国的‘啃老族’在韩国也有很多。”李圣权慨叹韩国年轻人开始安于享受。韩国大财团与一般企业的待遇差距很大，做不了医生、律师、公务员、大型集团员工的年轻人也面临社会地位比较低，结不了婚这样的窘境。“在韩国， 一个政府部门的清扫工的职位，竞争也非常激烈，参加应聘的本科生特别多。”
韩国传统观念的改变也让他担心，近几年韩国出现很多不愿奉养父母的纠纷。他想主编一本关于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文缺失的书，借以提醒韩国，有一天，或许也会面临传统价值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