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纪鑫是一位博而能约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其成功经验中隐藏着“作家炼成秘岌”：一是执着于本土传统。不脱历史之根、生活之根和信念之根，相信“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相信越是地方的越容易是世界的。二是具有世界眼光。他拿来世界优秀文学技艺，应用于本土题材的创作和传统技艺的改造，从而使中国文学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注重作品的“复调”性。他塑造圆形人物，讲述多义故事，展开多声部对话，从而避免说教之嫌。曾纪鑫自由出人于戏剧、小说、散文、评论等文体，尤以文化历史散文著称。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做到了“学、行、思”的统一，“文、史、哲”的会通，“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此外，曾纪鑫在书写历史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其对史料“全真透精”的搜集、具有穿越意识的史识考辨、“以同情的理解”把握与书写人性、“用小说式的文字”书写传记等观念、做法与尝试，均具有方法论意义，有效地打破了既有的传记文学写作方式的局限。
[关键词]曾纪鑫;文学创作;新历史
曾纪鑫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拼命三郎，一位历史文化修养深厚的学者型作家，一位博而能约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的创作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但绝不止于发思古之幽情或炫耀文学技巧，而是有着鉴古观今、古为今用的意图，从而将宏大深邃的历史内容有机地融入对社会现实的密切观照之中，呈现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清醒的现代启蒙精神。他的创作又有着深广的生活之根，大地民间、地域文化和底层生活给予他充沛的底气和灵感。他的创作不仅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更吸纳西方现代文学的手法，从而做到洋为中用、中西融通。更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鑫一直保持着执著的创新求索精神，这种求索精神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戏剧、小说、散文和历史人物传记的创作中，体现在他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关切与思考中，体现在他对新时期以来具有普遍性的个体精神困惑的锚定与探求之中，更表现在他对熔铸文学艺术独特风格的自觉与创造之中。
我之所以对曾纪鑫及其创作做出這样的定位，源于我们的偶然结识和随后的坦诚交往，更基于我对其作品的深入阅读与反复研判。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曾纪鑫视我为朋友，主要因为我一直是他的“净友”，对他的作品好则说好，不好的地方也直言不讳，能尽我作为“专业读者”的本分。现在，我把近十年阅读曾纪鑫作品的主要体会呈现给读者朋友，以期为深化曾纪鑫文学创作研究抛砖引玉。
一、曾纪鑫戏剧论：求索在创新的路上
简单梳理作家的创作历程，更容易知人论世。首先，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是一个不断求索、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愈来愈走向专深创作的过程。他可能是“多面手”，有驾驭多种文体的能力，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他最终会选定最擅长的领域和文体。其次，作家早期的多文体写作探索绝不是无意义的，一些最重要的基因一定会在后期创作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促成其“跨文体写作”的成就。第三，如果一位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有着较为恒定的创作动机、题旨与艺术手法，那么这就标志着他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就曾纪鑫而言，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生命流向荒野》）和戏剧为主，稍后则因为工作需要而进入戏剧史研究（《没有终点的涅槃·中国戏剧发展与反思》），同时一直进行小说创作（以《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为代表）;2000年后，其创作重心转向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永远的驿站》《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等）和历史人物传记（《袁宏道传》《俞大猷传》）……客观地讲，曾纪鑫的诗歌创作是他青春时代的试笔，而真正成熟的创作应是他的戏剧、小说和散文创作。那么就让我们从曾纪鑫的戏剧创作谈起，走进他的文艺世界。
曾纪鑫曾因工作需要而创作了不少舞台剧本，如大型话剧《永远的船》《吕不韦》《土地无边》《挡不住的诱惑》《青铜九鼎》以及大型戏曲《萧何落难》等，这些作品大都获得过国家和省市级奖励;《土地无边》在《新剧本》杂志发表后，收入中央戏剧学院《剧本选》，作为大学戏剧专业的参考剧本;《新剧本》杂志最初编制“新剧本作家精品库”网页，收入30位编剧的作品，曾纪鑫位列其中;他的戏剧作品选《人生是条单行道》（上）和《萧何落难》（下），2010年7月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繁体字版……
综观曾纪鑫的戏剧创作，有三方面的成绩格外引入瞩目。
（一）将时代精神融入戏剧人物塑造
将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融入戏剧人物的塑造及其活动的生动再现中，是曾纪鑫戏剧创作的内在理路。他的戏剧题材无论是注目现实还是回眸历史，都融入了对大转型时代重要走向的发问与思考，体现着他强烈的叩问与探寻精神。《永远的船》《土地无边》和《青铜九鼎》就是这种求索实验的典型个案。
曾纪鑫在他1996年发表的戏剧处女作《永远的船》中，已经显露出他对所处时代的深切关怀。此剧虽然在艺术形式上略显稚嫩，却在题旨方面奠定了曾纪鑫此后戏剧创作的基本取向。对于专业读者来说，只要懂得“破题”之法，就立即会明白曾纪鑫此剧是以“船”作为核心意象的。“船”不仅是一个相对封闭、易于集合人物并展开故事的舞台，更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象征符号。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初，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中就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艘破旧不堪又遇到洪波巨浪的大帆船，船上的各色人等各持己见，因而不能采取统一行动来对抗风浪，倾覆之患迫在眉睫：“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侵人;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但是就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从船长到水手或无动于衷或手足无措，而“那管船的人搜刮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指责人们：“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甚至鼓励大家自相残杀，其真实意图不过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这是讽刺当时的“革命派”置国家于不顾，只管自己敛钱而叫别人流血。老残向船主献上罗盘和纪限仪，但是“下等水手”却咆哮起来：“船主钿船主钿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罗盘。”——这是讽刺义和团之类愚昧者不肯学习西洋新学和盲目排外……由此可知，老残持守改良派立场，认为能挽救这艘行将覆灭的大船的唯一办法，就是给它送去一个象征现代科技的“最准的”罗盘，使之驶向正确的方向。对于这艘破旧的“中国船”如何才能走出险境，刘鹗给出了他的发问和思考，其用心和焦虑昭然若揭。时间来到新启蒙时代，《当代》杂志1986年第5期上发表了张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此小说以隐喻的形式告诉人们：闭关自守的中国如同搁浅已久的古船，如果要发展就必须摆脱历史羁绊，民族要进步就要避免重蹈覆辙，就要重新整合民族文化人格，做出新的文化选择。对于曾纪鑫来说，《永远的船》借用“船”这一意象，也同样寄寓着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走出困境的发问和思考，自然也有着同样的用心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