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世博会中国馆建筑是国家形象的展现，这样的象征设计有其历史渊源。论文通过对“中国建筑”特征认知及形式“建构”之历史过程的回溯，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影响作用，以揭示建筑的民族独特性既是在文化差并中被识别的，也是在融入时代发展之进程中被诠释的，以此构筑阅读2010中国馆建筑设计的观念和形式框架。
关键词：中国馆；2010世博会；建筑；国家身份；文化交流；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1－0024－11
自1851年人类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起，中国人就开始了解并参与世博，并称其“万国博览会”，又称“炫奇会”或“赛奇会”。首位走进第一届世博会展馆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的中国人叫张德彝，他在《六游水晶宫》中这样描写亲历的博览场面：“灯火烛天，以千万计。奇货堆积如云，游客往来如蚁，别开光明之界，恍游锦绣之城，洵大观也。”此番描述或许让人瞬间恍惚：世博会原本真离中国人那么远?其实然也!历史上能远渡重洋走进世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能有几个?更不谈能亮出与此泱泱大国相匹配的国家展馆和“炫奇”展览了。刚刚落幕的2010上海世博会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世博的历史，但却真真切切地改变了中国人与世博的历史，而且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世博园俨然是个地球村，而这次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走进地球村“睁眼看世界”，当然，这也是一个让世界“睁眼看中国”的特殊机缘。2010上海世博会的盛况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纷至沓来唯恐缺席，各自寻找自己独特的形式加入到这个地球村的节日中，使多种思想、智慧和创造相聚一堂，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场超豪华的展馆建筑“盛宴”了，真可谓世博史上少有的绚丽多彩。因此说，本届世博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建筑师的“赛奇会”，多个国家馆方案的诞生，都已经是各国在国内高手的竞赛中选拔出来的作品，每一个作品都极力地在规模有限的展馆上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国家和地区特征，这当然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人类共建美好未来的独特表达。中国馆无疑是2010世博会中最壮观、最耀眼也最有识别感的国家馆了。众所周知，中国馆的设计曾向全球华人建筑师征集方案，竞赛结果引来344个应征作品，而这最后的“东方之冠”，正是在这300多个方案中脱颖而出的夺冠之作。
一
在人类世博会的历史上，建筑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1851年的伦敦水晶宫到1889年的巴黎艾菲尔铁塔和机械馆，甚至再到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新陈代谢派建筑师的实验性建筑，世博会不仅呈现每个时代的技术成就，同时也是不断拓展人类建造活动全新领域和全新理念的试验场，世博场馆本身从来都是世博会展场上极其重要的展品组成。而另一方面，世博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各国角逐技术与产品实力的赛场，各国成就的展示总是连接着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与自豪感，因此，以国家参展的展馆建筑必然以象征国家身份的形式出场，世博会作为“世界部落”大聚会的地球村的景象，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当然，世博历史上的中国馆从未引起过国内建筑界的关注和兴趣，一则是因为中国人参与世博的史料封尘多年不为人知，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建筑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大都难以知晓，而且它们只是临时性建筑，设计上看不出有何别样用心，似乎更谈不上在中国建筑史的进程中有何特殊意义。更何况，自19世纪后半叶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正是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高潮期，技术发明的黄金时代，而中国却处在动荡不安且极度落后的新旧更迭期。因此，面对这一系列中国馆老照片，直接给人的印象就如看到馆内展品的印象一样，即使有机会展示给世人，大多也是“以旧邦文物予赛重洋，略示一斑，以当全豹”，即使受人关注，也“实赖祖宗先人之荫庇，非我今日之德能”。
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中国馆在“地球村”的登场，翻开了我们关于如何将建筑关联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之实践的历史。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中国代表和中国展区，展区是一个挂有“大清国”匾额的三开间木制大牌楼引入的陈列场地，布局“与官衙一式”，中央展柜则是“仿庙宇式”的重檐歇山建筑，显然民族特色浓厚。在1878年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中华公所”建有左右辕门、正厅三间、院中飞檐小亭以及两厢十二门，展馆的地域识别感不言而喻。不过相比之下，之后的几次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建得愈加隆重：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首次正式以官方形式组织参展，所建的中国馆“正厅五间，左右厅各两间，门楼一座，门外八方小亭一座，牌坊一座，水池一个，周围绕以石栏”，组织者显然自觉地意识到，世博会上“国亭之设，即一国之代表。故建此亭，必按本国之式，其例与建使馆相等”(图1)；次年，在比利时列日举办的世博会上，作为一国形象的钦差大臣的接待处“国亭”，其形式颇受当时人们的关注，亭子建于一米高的平台，由宽敞台阶引上，重檐屋宇，上层为圆，下层为正方形，象征天圆地方，其形式显然来自天坛的祈年殿的启发；而在中华民国诞生不久的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参展阵营，不仅有重达2000多吨的展品分布在9个不同主题的展馆中，还“择基二万余方英尺”，建起了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馆，而这个中国馆的“馆式系参仿北京太和殿而稍稍缩小……”，以此为中心，“劝工房外右为六角亭。左为五层塔……正门为牌楼式。门侧两旁隙地。商人集资建筑茶亭各一座。用意之良。似较诸国过之无不及也……”
我们由此明显看到，所谓“国亭之设，即一国之代表……必按本国之式……”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是中国馆不言而喻的“形式原则”了，而这种原则下的基本途径，就是中国古代各种传统建筑类型的多样组合，并还往往将类型中最高等级的官式建筑作为摹本，以求获得更显著的身份认同，而这样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参与世博会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展馆建筑中。可见，世博会就像一个时空压缩的戏剧舞台，它折射出的是19世纪以来在世界各文化日益频繁的交流中，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民族身份意识逐步增长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逐渐引导着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始认识自己国家的建筑起源和地域特征，开展建筑学的历史研究与设计探索。当然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建立学科知识基础上的相关认知和探索，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起步的。
二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绵延千年的中华帝国早已形成极其成熟而辉煌的建筑艺术，但关于“中国建筑”的特征认知，却是在“他人”眼中开始建构的。在17－19世纪的两百多年里，西方传教士、商人、建筑师和史学家最早留下了关于中国建筑特征认识的种种描述，这些如今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