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负面舆论9篇疫情负面舆论 传媒研究中 国 周 刊·60·2020.10No.24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疫情负面舆论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疫情负面舆论
研究 中 国 周 刊·60·2020.10No.24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媒体表现及应对策略观察杨玉丽安阳广播电视台 河南 安阳 455000摘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发展和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突发的疫情不仅带来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也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突发危机应急能力、日常事务协调能力、舆情风险识别能力和大众媒体应对能力的全面检验。在这场突发重大疫情中，如何做好信息的发布、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大数据、重大疫情发生后潜在舆情风险如何评估及防范、重大疫情中的谣言处置机制、重大疫情中的新闻直播的挑战、网络社会情绪的监测及应用等方面都有必要进行深度分析。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大考当前当有所深思，方能推动社会治理之进步。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舆情；媒体表现；应对策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们国家、民族和政府的一场大考，随着疫情的不断持续，网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舆情话题与疫情舆情热点不断滋生发酵，极易滋生负面舆情，触发舆情危机。从社会治理角度，在疫情认知中研判此次重大疫情的舆情风险表现特点，提出针对疫情舆情风险的防范化解之策，也是亟需尽快进入决策视野的重要议题。一、重大疫情风险网络舆情、媒体表现特点分析从发展周期来看，舆情事件都存在潜伏期、形成期、波动期、消退期等必经阶段。潜伏期的舆情风险易被忽视，但若驶入形成、波动期舆情发酵的“快车道”，或形成燎原之势，增加政府部门疏解压力。疫情防控时期，口罩供需、复工复产、“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落实情况、企业如何自救、领导干部舆情应对、疫区的心理干预等问题涉及疫情应急处置、政府危机应对、应急管理物资调配、宣传方式、社会治理、城市运行保障、社会心态等层面，易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在此，主要从以上舆论关注焦点中，分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舆情风险的表现特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宣传报道对引导舆论走向、凝聚社会信心起着重要作用。当前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若媒体因宣传报道不当出现报道不实、失声缺位、灾难当喜事报、刻意煽情或过度渲染恐慌等情况，不仅会造成民众的认知偏差，还会引发舆论聚焦，形成网络围观，给相关部门带来舆论压力。一是选择性报道。部分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在报道中过分追求刺激的花边元素，或报道信源单一忽视了另一方的佐证与核对，导致公众认知偏颇，引发消极的连锁反应。二是政策解读宣传不到位。疫情发生后，国家发布了多项政策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各地也相继出台保障及福利政策，但媒体在报道时，因宣传力度小、解读不到位、断章取义等因素造成了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的问题，使得群众对政策不知道、不了解，甚至产生对政府不作为的误解。三是官方及新媒体平台发布不当内容。疫情特殊时期，官方自媒体自主发布信息因把关不严，导致言论内容、态度失当，信息错误；或发表、转发、评论、点赞不符合账号主体身份的信息以及账号管理者误将官方账号当个人账号发表、转评赞信息，引发舆论批评。四是话语体系的差异。从疫情发布信息到传播来看，存在官方信息、专家表述以及媒体报道等三种话语体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这三种话语体系各有侧重，存在一定信息壁垒，传递的信息会有所差别，信息的全面和科学性会受到影响。二、如何转变传统的传媒方式、借助新媒体发力2.1 新闻发布形式立体化和精细化2020 年 1 月 26 日起，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制度新闻发布会启动，发布会召开主体有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等，解答包括防控物资供应、企业经营、市场秩序保障、交通运输保障、春运返程防控等与民生息息相关、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湖北、上海、四川、浙江、江苏、深圳、北京等地已分别召开十场以上的新闻发布会，内容也越来越详尽。增加网民回应环节，体现新闻发布价值。在 2 月 7 日的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在发布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主持人临时增加了网民回应环节，让大家眼前一亮。重视信息公开，淬炼治理能力。2 月 3 日晚，天津市的疫情新闻发布会“福尔摩斯式破解病毒传染迷局”冲上了微博热搜，这条热搜下的视频内容是 2 月 2 日天津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某百货大楼的 5 例确诊病例的详细分析。细节保障，体现政府部门对民生的关切。早在 2 月 4 日，北京市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中首次配备手语翻译，发挥出示范效应。如今，怎样接受电视和新闻采访考验着新闻发言人和干部的媒介素养。面对电视镜头，“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唐主任后来被免职；对话央视新闻主播提问对答如流、传递信心的温州市市长受到观众和网民肯定。新闻发布和接受采访本身，成为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的前沿阵地。2.2 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此次疫情期间，短视频短平快的特点受到民众的欢迎。中国传媒大学詹新惠副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发挥各级媒体、各类报道形式的不同作用，形成合力，给用户展现出疫情一线的全景报道。如果政府机构有条件的话，可以制作一些主题突出、观点正确、内容完整、图像清晰、视觉感强的短视频，类型多样化一些。也可以做一些公益类、宣传类、正能量的短视频，以平衡突发事件发生时的正负面新闻，抚慰困境中受众恐惧、恐慌的心情。三、结束语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重大突发疫情的信息传播呈放大效应，其与社会情绪重合后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性，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群体心理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重大突发疫情事件中，能否有效提供心理援助，扶正抑偏网民情绪，对于克服公共恐慌心理，稳定社会情绪、化解舆论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然爆发、信息量大、新闻价值强、信息传递快等特点，而网民在面对洪水般涌来的信息时，对获取真实、准确信息的渴望也变得非常迫切。而对于全媒体景观中的“局外人”来说，如何发挥基层优势把疫情资讯、防控科普等内容传达到田间地头也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挑战。参考文献：[1] 景嫔嫔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媒体表现及应对策略观察 [J]. 视听 ,2020(08):129-131.[2] 李佳楠 . 政务公开背景下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D].内蒙古大学 ,2019.[3] 杨谨伊 .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研究 [D]. 云南大学 ,2018.[4] 孙莉玲 . 几类网络舆情研判模型及应对策略研究 [D]. 东南大学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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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疫情负面舆论
本期专题媒体报道失当引发负面舆情及其防范治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双黄连”事件为例陈 波（重庆日报，重庆 401120）摘 要：新冠肺炎暴发引发社会紧张，媒体对有关疫情报道失当将引发负面舆情，产生公众恐慌。本文旨在通过对“双黄连”事件进行分析，从媒体、传播技术、广大受众3个方面剖析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并提出相应防范治理措施。媒体应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鼓励异见，积极培育意见领袖。公众自身应提升媒介素养，并控制情绪极化，防止理性坍塌。关键词：报道失当；负面舆情；防范治理；新冠肺炎； “双黄连”事件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6-0084-02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暴发，随后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随着疫情发展，公众对相关信息需求持续上升，尤其是对预防、控制以及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关注度迅速升高。但少数主流媒体却在有关新冠肺炎药物的报道中存在失当现象，导致公众哄抢药品，引发负面舆情。本文旨在通过对此次媒体报道失当引发负面舆情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防范治理措施。一、“双黄连”事件回顾2020年1月31日22点46分，新华社官方微博 @ 新华视点发布消息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如图1）。消息一经发布，网民沸腾，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疯传，该事件瞬间在新浪微博直接“爆”了，并登上热搜第一（如图2）。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呈现疯抢双黄连口服液的态势。2月1日凌晨，双黄连口服液在各大电商平台一扫而空，甚至连双黄莲蓉月饼、兽药双黄连制品都被扫货。而线下一些地方群众也连夜聚集排队买药，一时间双黄连口服液成为继口罩后的新晋“断货王”。图1图 22月1日，当不少民众还因未抢购到双黄连口服液而焦虑时，各大主流媒体及专家开始澄清。“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特别提醒：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的消息迅速刷屏。此次全民抢购双黄连事件是权威媒体发布消息失当而引发的负面舆情，虽然事后媒体及时发声呼吁大众切勿抢购自行服用药物，但已造成巨大的传播杀伤力。二、发生“双黄连”事件的原因“双黄连”事件在短短几小时内发生反转，造成群体性无理性行为，引发社会负面舆情。不少网民留言称特殊时期媒体应更加注重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对广大受众负责。但笔者认为，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除媒体报道失当，数字科学技术发展加速信息传播外，民众行为也存在不足之处。（一）媒体方面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网络，权威媒体的发声更加具有穿透力，成为公开事实真相、引导舆论的有力工具。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1］ 环境决定了群体行为的走向。在疫情凶猛、人心恐慌的舆论场下，公众对权威媒体信息过分依赖与信任。因此，当 @ 新华视点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时，公众对其深信不疑，导致哄抢囤积双黄连口服液的过激行为发生。笔者认为，出现此次媒体报道失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 报道缺乏准确性2020年1月31日，@ 新华视点发布消息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中新社记者随即对消息中提到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事实却是仅仅初步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对病人如何有效仍需大量实验，并不像 @新华视点发布消息所言双黄连口服液就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此次 @ 新华视点的消息报道缺乏准确性，将尚未确定的事实肯定化。盲目相信研究机构提供的信息，未进行多方求证、冷静思考，导致发布的消息对群众形成误导，社会情绪进一步紧张化。加之事件反转的戏剧化，群众情绪在希望与失望中不断恶性循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体公信力。2. 叙事语言模糊化新闻报道讲究通俗易懂，清晰明了，尤其是对于一些老百姓关心的消息，应用更加直白的语言加以表达，从而易明白，且无歧义。通过对 @ 新华视点发布的消息进行分析来看，虽然文中并未涉及药物类专业术语，只提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但就当时社会情绪以及大众所处环境而言，并不能明确区分或第 11 卷第 6 期2020 年 03 月Vol.11 No.6March
202085者尚未有时间区分“抑制”“预防”“治疗”“防治”等词语的差异。当群众获知这一消息后，不管自身是否符合服用条件，均纷纷抢购药品。因此，新闻报道中叙事言语的模糊化进一步推进了哄抢药品事件的发生。3. 重传播量轻传播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及时公开发布相关信息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中，新闻媒体未把握好尺度，未明确哪些消息需要尽快公开传播，哪些消息仅在内部消化，只考虑到传播的量，而未充分认识到消息传播带来全民哄抢的后果。尽管媒体及研究机构及时辟谣澄清，但公众依然持续哄抢囤积药品。更重要的是，服用双黄连后可能产生副作用等信息，此前媒体也并未提醒公众。（二）传播技术方面数字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递壁垒，加之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们获取信息、传递信息更加方便快捷，这就导致新闻信息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呈现出核链式指数级增长的传播特征。核链式反应原本是描述核反应中，当原子核被中子轰击时，会发生裂变，同时产生新的中子，这一新中子又去撞击其他原子核，从而再次引起原子核裂变并产生中子，这一过程不断重复，形成一种连锁反应，被称为核链式反应。［2］核链式反应同样可用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当作为传播源的 @ 新华视点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后，被大量主流媒体转载，一时间进一步激发了消息的传播，使得更多公众获知该消息。当公众获取该消息后，在社交媒体讨论转发，使消息发生裂变，被过分解读，进而形成抢购舆论，并做出不理智的哄抢行为。（三）广大受众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公众对信息的渴望愈发强烈。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分析，当面对纷繁杂芜的信息，公众缺乏基本媒介素养，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加之无意识的归因错误，势必会被不实信息误导，产生一些非理性行为。1. 缺乏基本媒介素养当“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发布后，公众随即抢购双黄连，甚至不顾“不出门”“不聚集”的防疫提醒，深夜在外排长队购买。这一系列非理性行为均源自公众自身媒介素养的缺失。当面对媒体消息时，缺乏足够认识以及辨别能力，未对消息进行冷静的思考和理智的判断，盲目相信，最终选择非理性消费，并给疫情防控添堵。2. 从众心理强化集体性跟风抢购双黄连事件中，公众除自我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外，也存在从众心理。当“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疯传，多数人都在或谈论或抢购该药品时，受群体性行为影响，不少群众势必会加入此次抢购“狂欢”之中，盲目跟风，从而掀起抢购浪潮。3. 无意识心理的归因“归因是指对人的行为原因进行推测，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 F·海德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归因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指行为者内心需要、情绪等因素；外部原因则指行为发生时的环境因素。”［3］此次抢购双黄连事件即是群众无意识心理的归因。“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出现在疫情上升期，在社会情绪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下，群众内心存在或焦虑或恐慌的心理，渴望治疗药物的出现，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因此，在涉及治疗药物的消息出现，并且该药物已上市的情况下，势必会掀起大浪，形成哄抢态势。三、防范治理措施从 @ 新华视点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到 @ 人民日报澄清“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仅短短几小时时间，不但信息发生反转成为焦点，公众的行为也备受议论。最终形成公众集体谴责媒体报道失实、权威机构博眼球，而专家、媒体又对公众非理性抢购行为感到无奈和担忧。因此，在类似特殊时期，如何避免媒体因报道失当而引发负面舆情造成巨大社会影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一）媒体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公众对相关信息关注度高，任何涉及疫情的消息都可能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应。因此，各媒体应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充分考虑信息报道后可能引发的社会舆情，并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培育意见领袖，积极有效引导广大受众。1. 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确保新闻报道准确、可靠。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而真实则是新闻的价值和生命。［4］ 在重大疫情时期，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采访的同时，应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尤其是涉及治疗药物等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不能盲目相信，应多方查证核实，深度采访掌握研究进展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并对公众负责。明确报道边界。在疫情防控紧张阶段，公众的心理极为敏感，媒体在报道有关疫情的重大信息时应更加慎重，充分明确报道边界。对于一些只需行业内部知晓或者尚未出现结果的消息，媒体应审视是否及时对公众公开，有无让公众了解的必要。慎重考虑传播后果。媒体不仅仅是扩音器，只报道事实，还应准确掌握报道力度，考虑消息发布后引发的社会效应、舆论后果。抢购双黄连事件中，媒体尚未考虑传播后果。消息一经发布，造成公众哄抢双黄连及有关药品。即使媒体和专家及时澄清，也并未有效阻止公众进一步抢购。不少网友说：
“吃了总比不吃强，万一有用呢？”而自行服用双黄连可能造成的系列副作用，给疫情防控添堵等等，媒体并未充分考虑。发挥“把关人”作用。从新闻消息采写到发布等环节，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则是“把关人”。媒体发布消息时，应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涉及重大事件时应对记者采写的信息加以警惕，不能有新闻就报，要进行选择和分析，弄清事件来龙去脉。要有大局观，不能盲目追求点击率和新闻噱头，应从根源上防止不实信息的传播。2. 鼓励异见，积极培育意见领袖与从众心理对应的一个概念叫作众从行为，即群体中由于多数人受到少数人意见的影响而改变原来的态度、立场和信念，转而采取与少数人一致的行为。［5］从众心理是因少数人迫于群体压力或者无自我主见，人云亦云，而参与群体行为，但当群体中 （下转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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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高校学生实践水平的同时，提升视频质量。也可以举办一些拍摄活动，提高关注度。四、结语重庆的旅游路线、交通规划还不够，各大景点往返的车辆并没有规范化、链条化。重庆要提升游客的平均消费水平，在通过短视频进一步宣传的同时，也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城市有足够的游客接纳能力。宣传的内容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或对某一地点进行过分刻画，而要尝试对各区县的旅游景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使网红城市的辐射面积更广。在横向宣传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纵向宣传，宣传重庆的城市内核，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增长，使游客有更多消费的欲望。参考文献：［1］ 王娜 . 抖音的沉浸式传播［J］. 传媒论坛，2019（8）：152-153.［2］ 何鑫，郭霄，谢辉强 . 抖音发展的困境和路径分析［J］.新媒体研究，2018（15）：67-68+81.［3］ 杜积西，陈璐 . 西部城市形象的短视频研究——以重庆、西安、成都在抖音平台的形象建构为例［J］. 传媒，2019（15）：82-84.［4］ 孙畅，王恒 . 重庆美食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19（10）：45-47.［5］ 盛巧玲 . 基于供给侧 SWOT 分析下的重庆城市夜间旅游提质升级研究［J］. 城市旅游规划，2019（10）：96-97.作者简介：陈静（1973—），女，重庆人，研究生，硕士，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实务，新媒体。 李月（1999—），女，四川自贡人，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新闻系本科在读。 何旖勤（2000—），女，重庆荣昌人，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新媒体系本科在读。（上接第85页）
有少数人持反对声音，并且态度坚决，则会逐渐影响多数人转变态度，从而与之前少数人的行为意见保持一致，这时少数人的意见就会上升到新的高度。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迅速，媒体应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广泛接受不同意见，积极培育新的意见领袖。此次抢购双黄连事件中，如果有相关人士提出质疑，并对消息进行深入解读，提醒广大受众注意信息分辨，切勿盲目抢购，引发公众理性思考，由“从众者”转变为“众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非理性抢购行为的发生。（二）广大受众方面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除媒体应肩负相应的责任外，作为信息接收的广大受众，同样应该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增强自身免疫力，避免因认知失调卷入共识的洪流，从而产生无理性行为。1. 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信息爆炸时代，媒介素养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专业品质，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同样不可或缺。增强信息辨别能力。“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一出，公众翻阅消息发现源自主流权威媒体对权威研究机构的采访，于是深信不疑。一方面未对信息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也未对信息进行仔细解读，不管是抑制还是治疗、预防，就加入抢购大潮。诚然，经过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日本核泄漏抢购碘盐，公众应该举一反三，对信息进行辨别，理性消费。因此，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引起社会恐慌时，公众更应该保持冷静，对媒体报道的重大信息应清醒认识，做到准确理解，核实评估等，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不盲从，不被群体行为左右。不信谣，不传谣。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公众随时随地都能发布或转发信息，从而导致网络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不少谣言满天飞。疫情时期，公众容易产生“恐慌下的盲信”。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管“好心”转发，因此关于疫情的各种预防妙招充斥网络。这导致媒体在忙于一线信息采集的同时，还要不断辟谣，是对媒介资源及注意力的过度消耗。...
篇三：疫情负面舆论
21 .1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应 用 研 究负面舆论指的是新闻舆论中那些消极、片面、荒谬、过激的意见和观点。[1]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负面舆论始终与全社会的“抗疫”斗争如影随形，给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 [2] ，为疫情防控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一、疫情期间负面舆论引导的重要性“舆论对社会与人的影响，表现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或把社会拉向倒退，这两种作用的正反方向形成了舆论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 [3] 。负面舆论就是舆论负向功能的发挥。
疫情期间，负面舆论虽然在客观上会对舆论客体形成监督和制约的作用，有利于推动相关事件的澄清和解决。但如果不善加引导，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可怕。故而，加强疫情期间的负面舆论引导，对疫情防控乃至社会稳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有利于纾解公众负面情绪疫情期间，受制于疫情影响和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公众极易产生焦躁、恐惧等负面情绪。加上“刻板印象”的作用，人们便习惯沿用“刻板印象这种思维捷径去解释信息”，进而“批评和指责他人”。
[4] 例如2月5日，一则来源为“极光财经”，标题为《李兰娟院士重磅推荐新药为其儿子名下公司出品，只经过体外细胞初步测试》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李兰娟院士推荐新药涉嫌利益输送”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这一消息显然点燃了早已聚集的社会负面情绪，网络空间中各种吐槽和情绪化表达甚嚣尘上。直到后来在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的证伪和引导下，公众的负面情绪才得以纾解。（二）有利于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新闻舆论阵地没有‘真空地带’，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舆论就会去抢占。” [5] 如果对负面舆论不善加引导，任由“劣币驱逐良币”，那么主流舆论难免就会被削弱，从而由负面舆论主宰整个舆论场。例如1月3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公布了17项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有网友发现，不同医院间收到的口罩数量和种类有很大不同，由此形成的负面舆论，不仅“消解了正面舆论的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还扭曲了人们对于正面舆论的认识，使主流媒体苦心经营的正面舆论引导付之东流” [6] 。由此可见，疫情期间负面舆论的引导，事关社会整体舆论的走向，对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三）有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时至今日，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表达的主要载体。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特征，加之舆论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等特点，给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带来很大挑战。如果不能广泛凝结起社会共识，不仅不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更难真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例如，在疫情防控之初，曾出现歧视湖北人和武汉人的负面舆论。对此，《四川日报》《南方周末》等媒体先后刊发《防疫情不是防湖北人》《湖北人不是病毒，不应被拒之门外》等多篇评论进行纠偏，有效消除了负面舆论的传播，为全社会的抗疫斗争营造出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以“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疫情期间负面舆论引导的困境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技术赋权”使得新冠肺炎疫情中负面舆论引导的困境及策略李文学（河西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摘要】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负面舆论引导，对纾解公众负面情绪、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心理、日益复杂的舆论引导格局和部分网络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疫情期间负面舆论的引导工作面临诸多挑战。要从公众心理危机干预、推动落实主体责任和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等几方面入手，破解疫情期间负面舆论引导的难题，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关键词】新冠肺炎；负面舆论；舆论引导；社会心理【作者简介】李文学，硕士，河西学院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变迁。【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西学院科研创新与应用校长基金项目“新冠肺炎疫情中负面舆论的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ZZX2020009）的阶段性成果。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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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应 用 研 究公众拥有了更多的舆论传播与表达权。这种语境下，负面舆论引导不仅要面对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心理，还要面对日益复杂的舆论格局，加之网络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给疫情期间负面舆论引导带来诸多挑战。（一）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存在于社会及其群体中的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
[7]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公众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掌握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所以尤其在疫情之初，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焦虑、愤慨、紧张、低沉、不安、崩溃等负面情绪。由于这种负面情绪影响，公众在进行信息接收和舆论表达的过程中，便常常会被负面信息和舆论所左右，进而出现情绪化、极端化和非理性的特征。一旦公众的这种负面情绪演化为普遍的负面社会心理，不仅有损公众的身心健康，更会动摇全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直接关系到抗疫斗争的成与败。（二）日益复杂的舆论引导格局融媒时代，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的式微，新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成为公众舆论表达的主要载体。加之疫情期间公众出行等受到限制，网络更成为人们信息获取和舆论表达的主要渠道。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特征，网络一向是负面舆论的聚集地。许多网民偏好发布对他人或事件的否定性、批评性或者侮辱性、贬低性的言论。从而使网络舆论场表现出和主流舆论场迥异的负面特征，为主流舆论的传播和引导平添阻碍。此外，由于网络媒体同时具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性质，通过参与公共舆论的生产和流通，媒介空间舆论格局更加复杂化，这也消解了来自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的舆论控制能力。（三）部分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网络意见领袖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权力层，“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尤其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发挥着左右舆论的作用” [8] 。由于网络意见领袖和网民身份接近，容易交流意见，所以其发表的观点更能够影响“粉丝”的观点，进而影响整个舆论的走向，在网络舆论引导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但遗憾的是，由于部分网络意见领袖缺乏自律或受利益驱使，在疫情中常常有意无意发布一些不实信息，或专司聚焦和放大社会矛盾，从而导致网络舆论动荡，给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 [9] 。三、疫情期间负面舆论的引导策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负面舆论传播，必须突破过去各自为战的舆论引导模式，构建由公众、政府、新闻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共同参与的舆论引导机制，以迅速平息负面舆论给疫情防控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疫情防控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一）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增强正向社会心理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助于增强人们“抗疫”自信心和保证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心理危机宣传教育工作，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利用传统媒体、融媒体、社区公众号以及农村广播等多种途径，不断向公众普及和灌输疫情中心理危机的干预和疏导措施，提高人们对疫情心理变化的认识和对负面舆论的“免疫力”，从而消除或减轻人们对疫情产生的恐慌、焦虑等心理问题，增强“抗疫”自信心。长远看，要探索和加强政府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主导作用和心理援助体系的构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应急预案时，应当将心理援助的内容作为重点内容进行部署，防止公众因产生焦躁不安、惊慌失措的负面情绪，而扰乱了正常的疫情防控秩序，乃至破坏社会稳定大局。这就需要培育一批拥有丰富心理咨询经验的咨询师队伍，以及熟悉心理疏导知识的医护人员和广大的志愿者队伍。（二）推动落实主体责任，探索协同联动机制疫情期间，争夺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不仅事关抗疫斗争成与败，更关乎社会稳定大局。因此，要积极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和监管责任，探索构建由媒体、政府等不同舆论主体广泛参与的舆论引导协同与联动机制，以积极应对疫情期间瞬息万变的社会舆论。首先，新闻媒体“要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其次，各地政府“要完善疫情信息发布，依法做到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
[10] 与此同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单位，都要不断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不断创新传播渠道与手段，利用新媒体、大数据等技术优势，为疫情期间的负面舆论引导助力。（三）加强网络舆情管控，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已然成为社会舆情的“晴雨表”与“风向标”，加强网络舆情管控，是疫情期间负面舆论引导的关键。加强网络舆情管控，一方面要利用法律武器对恶意传播网络谣言和负面舆论等信息的行为依法打击处理，净化网络传播环境；另一方面，要主动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信息敏感度高且在网络上有一定号召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主动参与疫情期间网络舆论话语权的争夺，通过主动设置议程来削减负面舆论的影响。同时，要着力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尤其是新媒体素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不仅是网络舆情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网络舆情信息的发布者。这就要（下转第 103 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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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应 用 研 究求公众不仅要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技术，还要在此基础上具备一定的信息甄别和批判的能力，以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只有公众增强了自身对于负面舆情信息的“免疫力”，才可能不被负面舆情信息牵着鼻子走。结语负面舆论作为舆论负向功能的发挥，如果不善加引导和控制，不仅会歪曲客观事物的真相与本质，还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 [11] 所以，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公众，都要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为疫情防控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参考文献：[1]孔洪刚.传统媒体在负面舆论引导中的误区[J].当代传播,2014(2):55-57.[2]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4-12.[3]刘建明.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91.[4]邢旭东.网络舆论负面倾向的社会心理根源[J].青年记者,2018(8):40-41.[5]欧阳辉. 做好疫情防控的新闻舆论引导[N].学习时报,2020-02-05(002).[6]刘果.社会心理视角下网络负面舆论的传播学特征与引导策略[J].求索,2015(6):25-29.[7]周蔚华,徐发波.网络舆情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9.[8]李良荣,张莹.新意见领袖论 — —“新传播革命”研究之四[J].现代传播,2012(6):31-33.[9][10]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8+15.[11]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J].求知,2020(4):4-7.（上接第 100页）参观，重游故地，会见老朋友，“既和农民交谈，也跟学术团体交换意见”。那些针对中国的敌意宣传和虚假报道令他们感到不安，回到加拿大后，夫妇俩以《加拿大远东通讯》为宣传阵地，报道了他们在新中国的见闻和看法。文月华还写了《Five Stars Over China》（译名《红五星照耀着中国》）
一书，由私人出版，被翻译成中文、日文和德文，在加拿大和美国销售了一万册。此外，文先生还应邀进行了十几次的演讲。四、在北美发行《中国建设》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幼章夫妇在北美代理发行《中国建设》杂志 （英文名《China Reconstructs》）
长达近15年（1952-1965）。《中国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对外宣传刊物，美国是其发行重点地区之一，通过“有好感的人士”给杂志打开销路。因为当时的美国把来自新中国的出版物视为非法，是禁止邮寄和订阅的。在这十几年中，文月华为建立一个读者网，特别是在美国建立读者网，得首先设法躲避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耳目，发行工作的艰难可以想象。《中国建设》 由周恩来总理建议，宋庆龄副总理于1952年创办。创刊时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起改为月刊（1990年1月易名《今日中国》）。当时的《中国建设》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破西方新闻封锁的重要窗口之一，她将中国建设新成就的真实信息传播到全世界。杂志因内容都是外国读者所渴望了解的，所以在国外深受欢迎，也使新中国赢得了外交上的一些主动。《中国建设》创刊之初的编委会委员都是国内知名人士，当中，有好几位是文幼章夫妇的好友，如李德全、吴贻芳、吴耀宗等。除了手中的笔，文幼章在中国、在加拿大还通过许多的公开演讲、撰写报告、记者招待会、广播讲话等，讲述他看到的中国，坚持不懈地为他同情和热爱的中国人民的福祉鼓与呼。■参考文献：[1][加拿大]文忠志,李国林.出自中国的叛逆者:文幼章传[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水聿.出自中国的叛逆者:文幼章和他的《加拿大远东通讯》[J].世界知识,1992（24）.[3]徐锋华. 《中国建设》的创办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J].中共党史研究,2016(5).[4]赵振宇.人民友好使者文幼章[J].党史博览,2018(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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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疫情负面舆论
篇如何有效化解疫情防控中的负面舆论 ， 有效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 不断改进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错误与失误 ， 乃是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中的关键 。如何化解疫情防控中的负面舆论□ 文 / 杨讲生2020 年这个春节 ， 因一场名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蔓延至全国而注定
将会被载入史册 。
从大年三十举国防疫
始到正月二十二 ， 全国 31 个省市区确诊
感染病例 66576 人 ， 疑似病例 8969 人 ，
死亡 1524 人 ， 追踪密切接触者医学隔离
观察 513181 人 。
形势依然严峻 ， 确诊感
染的人数每天都在大幅增加 ， 人们期盼的
"拐点 ” 仍未显现 。
数万名白衣天使从祖
国的四面八方奔赴湖北 ， 源源不断的救援
物资从世界各地空运中国,而十几亿普通
百姓则响应国家号令 ， 足不出户 ， 居家隔
离 ， 开工复学遥遥无期 , 整个华夏大地 , 道
无车舟 ， 万巷空寂 ， 为的是防止疫情继续
扩散 。打开手机 ， 扑面而来的不只是中央
号令 、 新闻发布 、 抢救场面等主流媒体的
疫情报道 ， 还有大量质问湖北政府疫情防
控不力 、 中央疾病防控中心隐瞒实情 、 武
汉红十字会渎职腐败 、 官方公布的感染人
数有假等自媒体呈现的民间负面舆论 。
一时间 ， 各种信息铺天盖地 , 鱼龙混杂 , 不
知真假 。
不可否认,在全媒体时代 ， 人人
都是记者 ， 个个都有"摄像机 ” ， 这种多元
式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推动政府的工作 ， 有
利于净化社会环境 , 有利于让不作为 、 慢
作为 、 胡作为 、 乱作为的公职人员无藏身
之地 。
疫情固然可怕 ， 但大量的负面舆情
带给人们的心理恐慌和愤怒情绪则更可
怕 ， 尤其是那些不靠谱的虚假消息 ， 让别
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 严重干扰了疫情防
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如何有效化解疫情防控中的负面舆
论 ， 有效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
不断改进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错误与失误,
乃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关键 。本文
拟根据新闻传播的理论规律 ， 结合笔者自
己三十多年的新闻报道实践 ， 提出以下几
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 ， 要提高政治站位 ， 牢牢
把握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
和管理权 。我们知道 ， 新闻是有阶级性的 ， 中国
共产党人从来都明确公开承认这一点 。
因此 . 党对新闻媒体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
管理权 ， 即便是各种各样的自媒体 ， 也必
须接受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 党不允许有
“ 两个舆论场 ” 存在 ， 也不允许有 “ 真空地
带 ” 和 “ 法外之地 ” 。
任何媒介平台 ， 正确
的思想不去占领 ， 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
领 , 尤其是疫情防控下的自媒体平台 , 必
须引起我们党的各级宣传部门高度重视 ，
绝不能对其放任自流 ， 让其成为 “ 脱缰的
野马 ” "谣言的温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 疫情就是命
令 ， 防控就是责任 。
” 我们宣传战线上的同
志在疫情防控面前 , 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 ， 增强 “ 四个意识 ” ， 坚定 “ 四个自信 ” ， 做
到 “ 两个维护 ” ， 守土有责 ， 守土担责 ， 守土
尽责 , 旗帜鲜明地高举党领导的旗帜 , 坚
持新闻 “ 真实性 ” “ 政治性 ” 原则 ， 坚持稿件
"三审制 ” 原则 ， 以人民为中心 ， 深入基层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
雄的城市 。
有全国 ， 有大家
的支持 ， 武汉肯定能过关 ！深入抗疫一线 , 努力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宣传报道工作 。其次 ， 要尊重新闻报道规律,
正确处理和运用新闻 、 宣传和舆论
的关系 。什么是新闻 ？ 现在我们通常采用的
是陆定一关于新闻的解释 ， 即新闻就是
“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
而宣传和舆
论则不同 , 宣传主要是传播一种论点或见
解,教育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 。
舆论则是
指公众的意见 。
一般来讲,在一定的范围
里 ， 当公众的一种意见达到三分之一人数
一致时 ， 这种意见就可能影响全局的舆
论;当公众的一种意见达到三分之二人数
一致时 ， 这种意见就可能控制全局的舆
论 ； 所以 ，“ 三分之一 ” “ 三分之二 ” 就像黄金
分割比例 “ 0.618 ” 一样 ， 是两个必须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的临界点 ， 我们要善于研究
和密切关注这两个 “ 点 ” ， 对当下的舆论及
时准确地作出清晰的判断。
负面舆论往
往具有三个基本特性:事件性 、 群体性 、 主
张性 。
常言道 ， 平地无风波 ， 有风才起
76
法治与社会 2020 年第 3 期
浪 。
凡是事件能形成舆论的 ， 其背后都会
有 “ 利益共振"的群体 ， 由于党和人民的利
益根本是一致的 ， 所以 ， 我们坚持党性 ， 也
就是坚持人民性 , 要善于调查和研究舆论
的形成过程和核心诉求 , 尽可能地满足舆
论中人们的合理主张 。我们可以利用新闻来达到宣传的效
果 ， 也可以利用新闻来达到引导舆论的目
的 ， 但切记,我们不能把新闻一味地当宣
传 ， 也不能把媒体一味地看作舆论 。
新闻
重事实 ， 宣传重观点;新闻重时效,宣传重
时机;新闻可以反应舆论 ， 但新闻有时却并
不等于舆论 。
战争年代 ， 我们共产党人最
懂得宣传的艺术 , 现在是抗战 “ 疫 ” 情 , 我们
不妨学学毛主席的宣传策略 , 尊重和运用
新闻规律 ， 高效宣传中央的疫情防控政策
和命令 ， 引导舆论支持和拥护党中央的统
一指挥和部署 ， 动员和发动全国各族人民
齐卜协力打一场抗疫防控的人民战争 ！第三 ， 要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官
网等及时公布真实信息 , 正面回击
各种谣言 。进入疫情防控以来,社交媒体上各
类谣言满天飞 ， 诸如武汉肺炎是美国对
中国阴谋发动的生物科技战 、 武汉卫计
委副主任感染上新冠肺炎后逃去上海豪
宅 、 央视记者白岩松将对话钟南山 、 板蓝
根和银翘解毒胶囊能治疗新冠肺炎 、 美
国已研制出新冠肺炎疫苗 、 新冠肺炎病
毒将大量通过空气传播 、 吸烟可以抵御
新冠肺炎传染 、 飞机和百辆消毒车将进
行全市大消毒 、 武汉一医院大楼起火等
等 , 对这些谣言宣传部门要及时核实 , 通
过新闻发布会 、 官方网站等第一时间发
布辟谣信息 , 正面回应虚假信息,并及时
报道公安部门对造谣者的查处情况 ， 疫
情防控的非常时期 ， 我们不能任由谣言
满天飞 。
一般来说 ， 谣言是在公众不能
及时得到有效信息的情况下才自觉不自
觉地信谣传谣 , 如果信息及时公开透明 ，
谣言就很难产生和传播 。
我们抗击新冠
肺炎 ， 需要举国上下 ， 万众一心 ， 众志成
城 ， 共克时艰 , 需要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
息 ， 正能量宣传引导舆论 ， 为抗疫战士鼓
劲加油 ， 绝不能让谣言四起 ， 干扰我们的
防控工作 , 打乱我们的抗疫阵脚 。第四 ， 要勇于接受舆论监督 ，
及时改正 “ 抗疫 ” 工作中的缺点和错
误 ， 以实际行动回应民间舆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 时值春节 , 来势
凶猛 ， 始料未及 。
民众对湖北省和武汉
市的抗疫不力多有指责,对中国疾控中
心第一批赴武汉专家组 、 武汉红十字会 、
《 长江日报 》 等武汉主流媒体的工作多有
批评 ， 对武汉公安部门约谈八名网上发
布疫情的医生 、 对李文亮医生之死等事
件多有质疑 。
有关方面应乐于听取这些
舆论呼声 ， 勇于接受舆论监督 , 敢于及时
改正抗疫工作中的缺点 、 不足和错误 ， 通
过新闻媒体向公众真诚道歉 ， 及时回应
公众的质疑 ， 取得民众的谅解和理解 , 而
不是装聋作哑 , 甚至强词夺理 , 从而激起
民众的更加反感 ， 让舆论再次反弹 。这几天 , 我们高兴地看到 ， 对舆论暴
露出的有关方面抗疫不力 、 处置不当等问
题 ， 中央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更换了湖
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派出工
作组赴武汉全面调查涉及李文亮医生等
问题;就在本文写作的今天 ， 新闻又报道
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 研究完善国家
公共医疗卫生应急防控体制和机制等举
措;再加上春节前果断派出以钟南山院士
为首的第二批赴武汉专家组等;相信 ， 随
着疫情防控的进展和结束,还会有更多的
行动 , 应该说 , 这些举措通过新闻报道后 ，
深得民心 ， 老百姓拍手叫好 ， 从而大大化
解了之前民间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负面舆
论 ， 我们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好好向
中央学习 ， 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不要再
做违背民意的事情了 。第五 ， 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
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传播正
能量 ， 讲好中国的 “ 抗疫 ” 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年初一到现在 ， 已多
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国的抗疫工作 ， 主流
媒体要及时全面地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一系列讲话 、 批示和指示精神 , 及时全面
宣传好中央常委会会议冲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会议 、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
议冲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等有关会议
精神作的安排白衣天使无疑是这次疫情防控中的
主力军 ， 主流媒体应深入疫情防控一线 ，
通过实地采访和感受 ， 通过媒介丰富多
彩的报道形式 ， 讲述白衣天使和其他勇
士的生动精彩的抗疫故事 ； 同时还要大
力普及科学防控知识 ， 大力宣传疫情防
控的法律法规 ， 最大限度地聚集民心 ， 发
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全民抗疫 。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 ， 各主流媒体都
与时俱进地创办了隶属于自己的新媒体 ，
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
主流媒体应结
合新媒体的特点 , 创新宣传形式 ， 撰写制作
适合新媒体刊发的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
的新闻报道,为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所有媒
介平台提供更多更广的正能量精神食粮 。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非常时
期 ,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可缺位 ， 不能
把舆论监督权拱手相让给自媒体 ， 主流
媒体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 ， 也应积极开
展舆论批评,对那些置人民利益而不顾 ，
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人和事要及时曝
光 ， 敢于批评 ， 替人民说话 ， 为人民发声 ，
纠正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 督促
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地开展 。
当然 ， 我们
在开展舆论监督时 ，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 ， 一定要坚持以正能量宣传报
道为主的原则 ， 切勿喧宾夺主 。疫情防控是一场十分艰难的人民战
争 ， 在这场战 “ 疫 ” 里 ， 我们不仅要战"疫
魔 ” ， 还得斗 “ 心魔 ” ， 宣传本身就是艺术
的政治 , 政治需要进行艺术的宣传 , 化解
民间负面舆论 ， 既需要真诚与人民为伍 ，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 也
需要讲究宣传的策论和艺术 ， 多做看不
见 “ 化解 ” 宣传的化解工作 。当前 ， 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
越是在这个时候 ， 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 、 。
我们要正确对待和研究民间舆论 , 及时化
解和回应民间舆情 ， 以正能量宣传为主 ， 教
育广大人民群众以正确科学的方式积极投
身到疫情防控战斗中 , 早曰夺取抗击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胜利 。（ 作者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社长 ）法治与社会 2020 年第 3 期
77
篇五：疫情负面舆论
号学号
M201674707
码 学校代码 1 0 4 8 7
密级
硕士学位论文
公共危机负面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 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学位申请人：
：
黄
璜 学 科 专 业 ：
：
公共管理 指 导 教 师 ：
：
黄
栋
教授 答 辩 日 期 ：
：
2020 年 年 6 月 月 6 日 万方数据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on Coping Strategies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 ——Take COVID-19 Epidemic
as An Example
Candidate : HuangHuang
Major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pervisor : Prof. HuangDo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 P. R. China Mar, 2020 万方数据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
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不保密□。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本论文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I 摘 摘
要 自 2003 年“非典”事件以来，公共危机中的负面舆情应对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对政府有秩序进行公共管理的基本环境带来新的变化，其中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严重的负面网络舆情会破坏政府公信力，威胁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损害公众利益。因此，掌握负面网络舆情的成因和传播特点，选择正确的应对策略，正确处理和引导好各类负面网络舆情成为政府的必修课程。负面网络舆情应对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合理运用应对策略的政府才可能真正将危机转化为机会，进而展示政府形象、宣扬治理理念、增强政府公信力。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非典”事件以来的又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疫情中，围绕疾病预防、物资供应、疫情防控、政府治理、公正执法等方面爆发大量负面网络舆情，身处“震中”的武汉市政府在应对负面网络舆情方面集合了其他地方政府同样存在的问题。本文运用生命周期论将疫情期间负面网络舆情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瓦解期，并对武汉市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以“山东援助蔬菜被武汉低价卖掉”事件、“男子开公车从红会给领导领口罩”两个案例证明武汉市政府应对过程中由于应对策略选择失误导致产生塔西佗陷阱、群体极化效应、沉默的螺旋等现象，致使负面网络舆情的负效应集聚。得出的结论是，武汉市政府在负面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中存在传统行政架构与互联网传播规律相冲突、负面网络舆情应对与现实问题解决脱钩、过度依赖强势管控手段、信息发布与官方回应环节失误等问题，应对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念滞后、方法陈旧、机制缺失。而解决的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网络舆情监控体系建设、制定多部门协同快速反应机制、优化负面网络舆情应对策略选择，并加强负面网络舆情引导队伍建设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负面网络舆情
公共危机
生命周期论 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II Abstract Since the "SARS" incident in 2003,the government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oping strategies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crisis.In the internet ag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brought new changes to the basic environment for government orderly public management, includ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Serious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will destroy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hreaten social stability, endanger public security and damage public interests.Therefore, it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ster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hoose the right coping strategies, correctly handle and guide various types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its own rules.Only when the government uses the coping strategy properly that can truly turn the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and then show a good image, promote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The COVID-19 epidemic is another serious public health crisis since the "SARS" incident in China.During the epidemic,a large number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ocus on the way how the government prevent disease,supplies,pu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manage the society,and enforce the law fairly. The wuhan government made the same mistakes that other governments made when dealing with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According to Crisis Circle Theory, this article divides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to incubation period, outbreak period and disintegration period.This article takes "vegetables aided from Shandong were sold at low prices in Wuhan" and " A Man drove official vehicle to the Red Cross and received masks for his leaders"as two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Wuhan government,and prove that the Wuhan Government failed to handle the issues due to the wrong choice of coping strategies, which led to the occurrence of Tacitus trap, 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 Spiral of silence and other phenomena.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Wuhan government has many problems,including the inadaptability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and rule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separation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real problem solving,excessive reliance on strong management,and errors of official response 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III and so on.The solu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develop a multi department collaborative quick response mechanism,establish a sense of crisis, optimize strategic choices, and strengthen team building and so on.
Key words: COVID-19 Epidemic;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Public Crisis；Crisis Circle Theory
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IV 目 目
录 摘 摘
要 .............................................................................................................. I ABSTRACT .................................................................................................. II 1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1.2
文献综述 ................................................................................................. 3 1.3
方法和技术路线 ..................................................................................... 7 2
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工具 ....................................................................... 9 2.1
公共危机 ................................................................................................. 9 2.2
负面网络舆情 ....................................................................................... 10 2.3
理论工具 ............................................................................................... 13 3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负面网络舆情产生过程及应 对效果分析 ............. 16 3.1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简介 ....................................................................... 16 3.2
负面网络舆情蛰伏期 ........................................................................... 17 3.3
负面网络舆情爆发期 ........................................................................... 19 3.4
负面网络舆情瓦解期 ........................................................................... 21 3.5
本章小结 ............................................................................................... 22 4
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负面网络舆情策略不当 案例分析 ................. 23 4.1
“山东援助蔬菜被武汉低价卖掉”事件 ................................................ 23 4.2
“男子开公车从红会给领导领口罩”事件 ............................................ 25 4.3
本章小结 ............................................................................................... 27 5
负面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失效问题及原因分析 ..................................... 28 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V 5.1
应对策略失效问题分析 ....................................................................... 28 5.2
应对策略失效原因分析 ....................................................................... 30 5.3
本章小结 ............................................................................................... 31 6
负面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建议 ............................................................. 33 6.1
完善负面网络舆情应对体系 ............................................................... 33 6.2
科学运用应对策略 ............................................................................... 34 6.3
培养专业化队伍 ................................................................................... 37 6.4
本章小结 ............................................................................................... 38 结 结
论 ............................................................................................................ 39 注释 ................................................................................................................ 40 致 致
谢 ............................................................................................................ 41 参考文献........................................................................................................ 42 万方数据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网络社会实质是风险社会，社会媒体化与风险全球化相辅相成。公共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必然会成为网络焦点和热点。当公共危机事件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反应到网络社会中，并上升到“社会政治态度”的时候，负面网络舆情随之产生。
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过公共危机事件，如：2011 年“7·23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2013 年吉林通化矿业集团八宝煤矿特大矿难事故、2015 年“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7 年“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等。在这些公共危机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地方政府推向舆情漩涡的中心，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造成巨大影响。由于负面网络舆情应对措施不当，诸如舆论审判、网络暴力等顽症痼疾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变...
篇六：疫情负面舆论
INTERPRETATION 解读 区域治理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陕西分中心 张志娟，陈园摘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舆论极易在网络中酝酿、放大甚至扭曲，如果处置不当并形成负面舆情事件，将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加强舆论引导并化解危机，成为政府面临的现实课题。本文在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完善负面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健全保障机制、创新应对方法、推进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负面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中图分类号：TN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0）52-0049-000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
政府舆情应对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做好舆论工作 ， “事关旗帜和道路 ，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 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 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
特别是在信息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 ， 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 网络舆情管控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环节 。
因此本文在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特点的基础上 ， 提出我国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的特点（一）传播迅速 ， 范围广泛互联网作为一个为大众提供便利服务的虚拟平台 ， 让公众实现了自由发表观点、实时沟通互动的权利 。
在讲求时效性的当今 ，人们获取信息不再是被动地等待传统媒体的统一报道 ， 而是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 ， 利用网络媒体平台 ， 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的消息 。与此同时 ， 公众与信息传播者之间的信息对称愈发明显 ， 即可以成为信息的接收者 ， 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
这种直接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促进公民参与网络舆论讨论的重要原因 ， 也对舆情的发酵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愈发加剧了负面网络舆情的生成速度 。
重大突发事件通常是公众所关注的焦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 所以容易造成由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舆论热潮现象 。（二）客体丰富，内容多元网络的自由性 ， 使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大量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整合和梳理 ， 甚至被永久储存 。
网络舆论包含的事件范围广泛 ， 且内容丰富 。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媒体的配合 ， 达到极强的直观性 。
公众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 主题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 深深影响着舆论发展方向 。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难以预测、影响巨大 ， 会让整个事件极易受到公众的持续关注 。
以往的信息通常由权威机构、媒介统一发布 ， 较为全面、真实、可信度高 。
而大数据时代的传播特点 ， 致使当前的信息传递通常都是碎片化的 ， 且谣言众多 ， 许多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都对其真假难辨 ， 普通公众更是难以辨别 。所以 ， 在面对复杂的重大突发事件时 ， 公众更多的是对于事件真相的讨论 。
但很多网络谣言等负面网络舆论藉由大家对真相的关注度 ， 很容易被煽动并扩大传播 ， 进而成为负面网络舆情 。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负面网络舆情很容易被“有心者”利用 ， 造成社会情绪恐慌 ， 破坏政府公信力 ， 阻碍社会和谐发展 。（三）主体匿名，环境复杂网络为公民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平台 ， 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不介意真实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 ， 以虚拟的身份进行社交 。
尽管这种特性为公民参政议政、发表观点提供了便利 ，但从政府角度来看 ， 正是由于这种匿名性 ，使得网络环境变得复杂 ， 给政府进行舆论监管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 截至2020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 ， 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 ，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7% 。
手机上网的普及也使得“两微一端”等社交媒体蓬勃发展、数据信息的交流渠道大大增加；相对应的 ， 对其管控难度也与日俱增 。
当前我国的新兴社交媒介已成为负面网络舆情生成及扩散的平台 ， 并由此推进了传统传播媒介的运行 ， 最终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负面网络舆论浪潮 。
在目前重大突发事件中舆情来源广、渠道多的环境下 ， 网络舆情数据更加庞杂 ，这对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的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我国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面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自媒体时代 ， 社交平台舆情事件不断爆发 ， 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 网民关注度高 ，舆情传播环境复杂 ， 对我国政府舆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
因此 ， 本文提出了以下四方面应对措施 。（一）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舆情应对机制（1）完善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 。
一方面 ，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科学技术建立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预警监测机制 ，如建立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预警监测系统 ， 形成立体化预警触发机制和多渠道监测机制 ， 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能力 ，实现跨层、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联动 。
另一方面 ， 完善政府相关部门舆情监测工作机制 。
加强舆情工作人员培训 ， 提升舆情监测人员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现研判的舆情监测能力 ， 同时要完善舆情监测工作机制 ，形成重大舆情全天候的监测 ， 争取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2）完善舆情第一时间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 。
全媒体环境下 ， “层层请示汇报”已不能满足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需求 ， 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发声 ， 回应关切 。
突发事件舆情处置讲求“黄金 4 小时”原则 ， 事件发生4 小时内可能被大量转发 ， 24 小时内就能成为舆论焦点 。
如果此时政府部门不及时发布作者简介：张志娟，生于1991年，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互联网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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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INTERPRETATION 解
读 区域治理权威信息 ， 争夺舆情引导先机 ， 那么各种谣言就会在公众质疑声中不断被放大传播 ， 误导社会公众 ， 导致事态扩大 ， 把舆情危机推向高潮 。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回应需建立“黄金 4 小时”响应机制 ， 畅通重大舆情快速上报通道 ， 在此过程中疏导群众情绪 ， 遏制谣言传播 ， 引导事件向积极可控的方向发展 。（3）完善政府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发言人机制 。
一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主体制度 ， 完善发言主体设置 ， 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培训、考核机制 。
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工作程序 ， 界定发言的范围、细化舆情研判工作机制 ， 以及明确网络新闻发言的形式和时限等 ， 信息发布第一责任人 ， 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发声 。
三是完善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回应监督机制 。
重大突发事件或者重大舆情应对中 ， 部分地方存在“躲”和“拖”心理 ，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 因此需完善舆情回应监督机制 ， 避免发布时机、发布技巧不成熟引起舆情发酵 。（二）健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保障机制（1）健全舆情应对法律法规机制 。
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综合执法体制 ， 使网络舆情治理规范化能在法规层面得到保障 。
同时 ，政府应当在网络舆情法规基础上 ， 配套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办法 ， 使舆情处理有法可依 ，有据可循 。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 可以使网络舆情的参与者更加注意自身言行举止 ， 有效减少恶意、诬陷、谣言等网络舆情的发生和传播 ， 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安全的目的 。
完善网络舆情治理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不仅对网民的网络行为提出约束 ， 也为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提供了依据 ， 做到了有法可依 。（2）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处罚机制 。
部分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制造和传播者蓄意炒作 ， 试图达到出名和获益的目的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 政府部门侧重于对瞒报虚报情况的惩处 ， 而对谣言的监管处罚缺位 。
为此 ， 政府应建立健全谣言处罚机制 ，使负面网络舆情不能置身于法外之地 。
针对非法网络获利 ， 推动各网络平台启用网络实名制和社会公众自律监督制度 ， 以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 ， 通过建立社会公众举报奖励机制来压缩负面网络舆论的生存空间 。
同时 ，政府部门可结合具体情况适当地提高网络造谣者的违法成本 ， 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所得利益 ， 有效震慑违法分子 。（3）健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协作机制 。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 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应对 ， 在此过程中 ， 既需要主要部门的全权负责 ， 也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保障 ， 通过多部门协调配合 ， 发现问题 ，共享资源 ，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 。
注重优势互补 ， 充分发挥各单位优势 ， 利用各部门的特长和优势 ， 凝聚强大应对合力 。
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沟通和资源共建共享 ， 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三）创新重大突发事件中舆情应对方法（1）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工作的重视 。
政府部门应摒弃网络舆情“等、靠、瞒”思想 ， 化被动为主动掌握网络舆情的主导权 。在应对网络舆情时 ， 树立“防范为先 ， 处置第二”的价值观 ， 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潜伏阶段及时介入 ， 并做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 避免网络舆情的发展扩散 ， 合理解决危机避免事件升级扩大 ， 在网络舆情爆发期重视关键节点的把控和动态发布 ， 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衰退期引导处置工作需做好闭环工作 ， 根除隐患 ， 避免再次引发危机 。对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处置 ， 政府还需在案件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风险防范三个方面同频发力 ， 及时化解舆情危机 。（2）加强对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意见领袖的引导与管控 。
互联网时代 ， 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意见领袖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政府部门可以采取属地内公众号、头条号备案等形式 ， 加强对当地网络大ｖ等意见领袖的管理 ， 避免不实信息发布传播造成负面影响 。
同时 ， 要加强传统媒体管理 ， 加强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沟通 ， 在面对突发舆情时抢占话语权 。
政府部门要在深入总结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基础上 ， 透过现象抓本质 ， 通过调整博弈方的心理满足程度引导网络舆情 。（3）注重治理思维从刚性治理向柔性善治转变 。
地方政府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刚性治理手段已经不适合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治理 ， 刚性治理手段可能造成舆情的进一步恶化 ， 并引发二次舆情 。
因此 ，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应建立柔性善治手段 ， 以人为本应对网络舆情 。
柔性治理要求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的治理过程中 ，采取“以人为本”的治理思维 ， 和“依法治理”的法律思维 ， 通过公开事实真相 ， 实事求是、正面回应来使公众信服、接受 ， 唤醒公众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政府权威的认可 ， 从而达到妥善应对舆情的目的 。（四）推进舆情应对处置队伍建设（1）建立强大的网络舆情引导队伍 。从目前情况看 ， 部分地方政府尚未建立专门的舆情分析团队 。
建议一是可以加大招考力度 ， 从社会上引进舆情处理人才；二是政府部门可以过租赁或购买第三方服务提高网络舆情处理的水平；三是建立综合素质高、专职从事网络舆情分析的专业队伍 ， 建立工作督查考核和奖惩激励机制 ， 在政策、资金、设备等方面提供充足保障 。
加大日常督查考核力度 ， 定期通报情况 ， 可将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理纳入年终“评先评优” ， 作为晋升提拔的参考依据 。（2）提升党员干部的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素养 。
当前在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实践中 ， 往往是因为一些政府机构领导干部缺乏对舆情引导的重视度 ，且舆情引导能力不足 ， 认为产生的相关网络舆情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 如果任由其发展 ， 最终导致对信息内容的弱把控、不严谨的局面 。
因此 ， 必须提升政府机构舆情引导的能力 , 定期开展普及引导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相关培训和教育学习 ， 聘请权威专家给予指导、提供建议 ， 努力提高网络舆情分析人员的应对水平及网络舆情分析团队的作战能力 。（3）形成精准科学的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思路 。
一方面 ， 要加强心理学理论在舆情治理方面的运用 ， 通过调整网络舆情参与主体的心理预期 ， 达到舆情治理的目的 ，不断提高政府舆情应对的手段和水平 。
另一方面 ， 政府部门要在深入总结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基础上 ， 从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 ， 逆向推导出影响其抉择的心理要素 ， 透过现象抓本质 ， 在博弈的过程中找准网民的心理关切点对症下药 ， 通过调整博弈方的心理满足程度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参考文献[1] 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htm.[2] 廖灿亮 . 热点事件舆情观察的三个角度 [J]. 网络舆情 ,2018(78):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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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疫情负面舆论
３７卷 第 ４期Ｖｏｌ．３７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 ８月Ａｕｇ．２０２０ 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负面影响及管控———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例刘 静，景庆虹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０作者简介：刘静（１９９６—），女，山东潍坊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信作者：景庆虹（１９５８—），男，北京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摘 要：危机已成为当今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应对中的重要内容。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四个特点进行子研判，进而对自媒体背景下的民间舆论场在危机传播中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文章最后为政府如何更好地管控危机中的民间舆论场，提出了善待、治理、借用和引导等四项建设性建议。关键词：危机传播；民间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自媒体时代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５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Ｃ９１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７８－０６ 危机，之所以成为 ２１世纪最为流行的热词之一，至少基于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遭遇到愈来愈多的危机袭扰。各种人为的非人为的、一般的重大的、内部的外部的事故、灾难，经常地、频繁地发生在我们身旁。二是在主观认知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危机日趋常态化、公共化的时代中，如何应对、处理、解决、战胜各种危机，业已成为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一次世界性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９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突破 １０００万例，死亡人数超 ５０万例，平均病死率约为 ４．９５％。面对肆虐的疫情，研究、探讨危机过程中的传播应对，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一、相关的概念的解析危机到底是什么？至今在学界并没有权威的定论。危机作为一种能被人们感知、体验的现象，其存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正是在同各种各样危机的抗争与博弈中进化、发展的。危机现象是古老的，但对危机的探究则需放眼近代，无论是 １９８２年的美国强生公司“泰诺”事件，还是 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即便追溯到 １９４７年美国政府成立的“危机小组”，也不过七八十年的时间。［１］危机的界定繁多，最早的如 Ｃ．Ｆ．赫尔曼所言，“危机是指一种情景状态”，［２］ 巴顿认为危机是“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３］ 较为经典的如乌里尔·罗森塔尔的定义“危机是一段剧变和集体紧张的时期”，［４］ 国内学者则将危机一般解读为某种“事件”“状态”“结构”“变动”等。在研判诸多危机的解释后，我们更倾向将危机看作是一种状态。危机可以定义为：由于各种内部或外部原因，引发事物发生剧烈变化并造成结构破坏的一种状态。这也更接近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创造“危机”这个名词的本意，即危机是指“决定以求转机之状态”［５］ 。这个界定，可以延展出危机最为主要的三大特征：其一，突发、剧变性。其二，破坏、危害性。其三，关注、扩散性。因为危机本身突发性的剧变，造成对事物内外部的破坏、危害，必然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与扩散传播。因此，危机传播及其研究也就成为人们应对、解决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８ ７ ·于此，我们论及的传播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信息的传输，即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其二是指人的社会交往，即传播的本质。在此前提下，我们对危机传播界定如下：危机传播是指在危机状态下，相关组织、媒介与社会公众之间交流信息与协调关系的过程。这个界定旨在强调传播在危机状态中主、客体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这对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危机传播的本质特性，进而更好地管控、战胜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危机传播作为传播中的一类，同样与谁传播（主体）、怎样传播（媒介）、传播给谁（客体）、传播什么（内容）、传播结果如何（效果及反馈）五大要素直接关联。所不同的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演进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手里都有“麦克风”、个个都能当“新闻发言人”的自媒体时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４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６４．５％，网民规模为 ９．０４亿个，网络新闻用户达 ７．３１亿个；手机网民 ８．９７亿个，手机上网比例达 ９９．３％。在这种背景下，信源、信宿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信道媒介也变得更为宽泛和多元，而以网络平台风头最甚。信息内容变得包罗万象、五味杂陈，真理与谎言同在。而就传播效果而言，也呈现出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情景和结果。对比传统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危机传播中与五大要素相关的内容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详见表 １），尤其是危机传播中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对危机期间的舆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会导致舆论暴力的出现，继而引发次生危机。表 １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在传播要素中的区别传统媒体时代 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 政府组织 每个人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记者、新闻发言人等移动互联、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网民等传播内容 官方宣传，正面信息评论、分析、吐槽、调侃、质疑、批判等各种信息传播对象 传统媒体的受众 社会网络公众／群体传播效果／影响官方舆论场一家独大／正面效应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博弈／正面、负面效应并存 舆论，是指公众对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 ［６］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与解读、看法完全一致，而是必然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就使得社会舆论有了“官方”和“民间”之分。由于两种舆论的利益指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舆论主流价值观的官民认同。但由于理论认知的差异、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和信息掌握的不对称等因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两种舆论也会形成失衡、对峙与冲突。从传播媒介角度而言，官方舆论主要通过党的报纸刊物、国家广播电视台、通讯社以及政务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民间舆论则主要通过民间人际交往、社交网络平台（如私人微博和微信、ＱＱ、抖音等）进行传播。这就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二者共存同在并且相互博弈兼容。在危机发生情景下，公众的知情、参与、平等互动意识瞬间膨胀，民间舆论流量陡然增加，张力持续放大，导致极端舆论行为发生，可能部分甚至全部冲破原有的社会舆论框架，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矛盾的对抗。因此，对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研究、分析及应对，理应成为当务之急。二、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引发了社会公众极为广泛的关注，不论何种动机与目的，草根阶层的出现、带来海量言论信息，形成了空前的危机传播民间舆论场。黑格尔指出：“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７］ 民间舆论场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真理”与“错误”并存的公共舆论平台。现将其鲜明的表象特点解析如下。其一，自发性与主观性：自主发布；个人所为。民间舆论传播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庞杂群体，从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社会公知，到意见领袖、网红主播、草根民众各类人等，应有尽有。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上述人说不说、什么时间说、说些什么、说多少、对谁说，完全是个人行为，无须旁人过问。这种自发的传播，带有极强的主观臆断色彩。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公众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各种敏感信息都会被受众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迅速扩散、发酵，引发连锁反应。从李文亮事件看，无论李文亮等 ８人在微信群中讨论什么，无论当时提到的“ＳＡＲＳ冠状病毒”日后是否真实存在，也无论他们在群中传播的动机与目的如何，其造成的结果则是敏感内容通过网络进入公众视域，瞬间会成为舆论热搜，无意中的个人行为便演化成现实中的大众传播，成为舆论场中的热点。李文亮“吹哨”，众多网民转发，其本意都是提醒亲朋好友引起注意和警觉，自发参与、主观判断色· ９ ７ ·
彩不言而喻。其二，趋同性与随意性：主流正向；随感而发。就理论而言，民间舆论场汇集的主流声音应为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因为公共危机事件牵扯到多数群体的切身利益，利益的一致性，使得舆论会趋于一致。但在现实中，危机本身及政府在危机应对中所呈现出的种种错综复杂因素，加之公众对某个问题认知、理解、评判的角度不同，又会使得不同群体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例如方方封城日记引发的“方方现象”，支持者、反对者、声援者、讨伐者，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网民“社会撕裂”。一个作家，对于危机及应对有自己发声的权利，而众多网民也有自己对发声人“点赞”或“声讨”的权利。无论是认为她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责任心”和“真诚善良”的社会情怀，还是批评她置抗“疫”大局不顾、抒发阴暗悲伤情绪，有“汉奸”之嫌，都使得传播者在网络中形成是非难断、好恶为先的舆论对立。就整体而言，在新冠疫情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内大量信息是关注、预测疫情发展及趋势，介绍防控、治疗新冠病毒知识，赞扬抗“疫”阻击战中的英雄人物和业绩，安抚、疏导大众的恐惧、焦虑心理。其传播主题是趋同正向的，即支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带领人民万众一心、战胜疫情。但由于民间传播的随意性，此次疫情中也有大量臆断疫情、调侃抗“疫”专家、妄议政府、制造恐慌与混乱的不实虚假信息，充斥于民间舆论场中，此类传播虽然不占主流，但其负面影响力不可低估。其三，及时性与碎片性：弹指挥间；信息零乱。网络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自媒体性，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自主地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的个人、群体或者不确定的大众传递信息，每个人都能够在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时空里，成为某条信息的发布者或者转发者。移动互联平台的普及和 ５Ｇ技术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遗风古训；改革开放以来公众对各类信息，尤其是负面消息的敏感度、关注度的迅速增强，这些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自媒体在各类热点事件，特别是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传播中，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无论是网络大Ⅴ还是普通民众，往往在“第一时间”就成为相关信息的发言人，短时间内，依靠亿万网民的发帖、灌水、转发、置顶、评论、热议，网络舆论迅速发酵，上演传播的“生死时速”，形成强势的危机时期民间舆论场。民间传播的这种及时性，使得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到的不是官方信息，而是网民的各类言论，首因效应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陷入这样一种危机传播现状：四小时，敏感言论极速扩散；六小时，男女老少路人皆知；八小时，传播主题指向明确；十二小时，民间舆论道德审判；二十四小时，事件人物已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在民间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的信息来源、认知程度、表达能力、沟通水平等诸多因素受限，使得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往往是不连贯、不统一、不完整、不系统、不全面的，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带有极大的模糊性。这种支离破碎、断章取义、各取所好、盲人说象的传播，其结果往往是让受众无法了解危机事件及应对的真实情况，从而极易误导公众进入舆论盲区。民间传播的及时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在第一时间知情的心理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危机预警与及时防范的作用。但是大量零乱散碎的信息，又会造成传播内容的残缺、片面和混乱，继而导致许多信息严重失实和极不确定。全时全域，群体互动，即时反馈的网络“快递”，辅之“眼球效应”的非理性盲从，更使得“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实效性与大量不实误导信息的急速扩散性共生并存。其四，民粹性与失真性：全民传播；真伪难辨。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表演，“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是演员”，其中有“误导的表演”，也有“神秘的表演”［８］ 。民间舆论场就像一个舞台，网民则是不同角色的表演者，在同一个场域中上演一出出悲喜剧。首先，转型时期，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现实利益很难统筹兼顾。政府与公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和理解不同，会直接导致人们对政府及社会的不满，这种情绪的宣泄方式之一就是网络吐槽。其次，公众民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为维护个人权益发声，积极为社会治理建言，希望与政府平等对话，这一切诉求，在网络世界里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满足。最后，由于我们许多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官方与民间沟通渠道的单一且不流畅，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等理念很难实际落地。因此，公众选择门槛低、速度快、影响大、范围广的网络平台进行言语表达，通过所谓“信息支付”与“政府权威”对话已成必然。［９］作为与官方舆论场相对独立且带有对立、冲突倾向的传播场域，民间舆论场中“充满片面、怪诞、· ０ ８ ·
过激、虚妄的社会意见盛行，歪曲客观事实真相”，全凭主观好恶质疑，批判，攻击的民粹意味，“如果发展到极端，很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１０］ 。三、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负面影响从历史上看，“两个舆论场”作为中国社会舆论传播的场域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传统媒体时代，官方舆论场一方独大，民间舆论场势小力弱。伴随着改革开放政治生态的形成，加之网络媒体的快速崛起与发展，两个舆论场的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汤普森所言，现代媒体的发展带来象征形式生产、流通及其意义的变化，既是一种结构上的颠覆，也是社会价值的重构。［１１］ 自媒体时代，民间舆论场从隐性状态进入到显性状态，尤其在网络媒体上，其能量不断增强，影响力急剧扩张，在话语权竞争、舆论形成与传播、社会价值观导向等诸多方面，对官方舆论场形成了空前的挑战与冲击，同时也对整个中国舆论场产生了巨大的正、负面的双重影响。我们重点就...
篇八：疫情负面舆论
6社会治理浅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负面舆情应对2020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一场复杂的公共舆论事件也随之发生。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成为了人们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谈论的焦点，而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认识病毒和采取措施的速度一直为许多网友所诟病，尤其是最初在微信群内传播新冠肺炎（彼时该肺炎还未被明确）相关消息的几名医生被视为不实言论而遭到训诫，更加剧了网友的不满，许多人开始对当地政府口诛笔伐，并在其中一名医生染病去世时达到负面舆论顶峰，一些人借机对中国的人权、体制等进行抹黑和攻击，在负面舆情中推波助澜。李文亮事件梗概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武汉大学2004级同学群里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但此时，官方还未确认病毒具体属性，后来也证实了这个病毒不是“SARS”，李文亮在群里的发言被群成员截图并外传，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作了情况通报：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公安部门不久称散布不实信息的8人被警方依法处理。随后李文亮被医院监察科要求写了一份对于不实信樊雪菲（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伴随了一场复杂的负面舆论风暴，其中，被训诫医生李文亮自感染新冠到不幸去世之后，引发了一轮负面舆情，同时有部分境内外媒体设置了“吹哨人”议题。而中国政府在应对此负面舆情时出现失时、失策、失准的情况。本文研究了部分主要境外媒体对李文亮事件的报道，总结出“吹哨人”“普通人”“获罪者”是其舆情人物构成特点，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切入点，揭示了部分媒体报道背后隐含的目的，总结了此次政府舆情应对的经验教训，并对官方负面舆情应对提出了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对策建议。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应对；李文亮作者简介：樊雪菲（1997-）女，汉族，湖北枝江人，本科，新闻与传播，2015级华中科技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毕业生，前中国水运报社记者，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An Analysis of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Negative Public Opinion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Taking Li Wenliang"s "Whistleblower" Agenda Set by Foreign Media as an Example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wa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event, accompanied by a complex storm of negative public opinion.An admonished doctor Li Wenliang, was infected and died of with COVID-19, which triggered a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At the same time, some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set up the topic of "whistleblower".However,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seems to be out of step.The paper, based on some foreign media of Li Wenliang incident reports, comes up with the "whistle" "ordinary people" "convicted" is its public opinion constitute characteristics, reveals the hidden behind some media repor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 of news.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public opinion handling, and gave suggestion about how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s speech.Key words: COVID-19；Public opinion response；Li Wenliang息外传的反思并被传唤到派出所签了一份《训诫书》。2020年1月8日，李文亮在接诊患者时遭到感染。直到钟南山院士1月20日接受央视连线对外公布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多数网友才突然醒悟：原来被“训诫”的几名医生说的是“真话”，并开始在网上对当地政府的处理滞后和“错怪”好人行为表达不满。该不满到李文亮于2月7日凌晨去世时达到顶峰。据微热点统计，李文亮舆情平均热度值高达78.64。在舆情评估中，声量包含阅读量、点击量、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收藏数等，用来表达舆论的影响力。李文亮事件全网总声量高达5249939，舆论热度从2020年2月6日开始上升，在2月7日下午1点达到顶峰，随后缓慢回落，截止2月25日晚8点，热度已经降到31.81。在以李文亮为关键词的5249939条信息中，有5097624条在微博平台上，微信占了34668条，其他客户端占76555条，其中又以今日头条、百度贴吧、百家号、网易号等最为活跃。以“李文亮”为关键词的信息声量从2月6日21点（网上传出李文亮去世消息时）开始迅速上升，并在2月7日0时达到顶峰，随后逐渐曲折下降，并在7日9时和下午1时（卫健委等单位发出哀悼公告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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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社会治理两个小高峰。此次舆情事件是全国公共卫生事件的附属物，相对一般舆情事件而言，受众更广，传播更快，影响更大，且基本由一名公众舆论人物的病逝而全面暴发，媒体对舆情人物的塑造值得认真分析。国外媒体塑造舆情人物李文亮的特点李文亮去世前后实际上是新冠肺炎负面舆情集中暴发时间点，国内部分媒体和国外许多主流媒体都助推了负面舆情传播，但由于国内采取了负面舆情冷处理措施，许多涉及此事件的文章被屏蔽，且国内负面文章多出自自媒体，比较庞杂，难以找到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文章，而国内外媒体在本次塑造舆情人物中有许多共同特点，故笔者以国外媒体报道的人物塑造特点来归纳本次舆情人物特点。在李文亮去世一周内，近百篇境外媒体报道先后出现在谷歌新闻平台上，舆情人物构成特点极其鲜明。以“吹哨人”的身份强化公共性。“吹哨人”是一个舶来品，原是英国警察发现案件发生时吹响口哨以引起同事和民众注意。此后把第一个发现危险和吹响口哨的人誉为“吹哨人”。“吹哨人”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吹响口哨，其身份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公众的支持和拥护。在现代社会中，“吹哨人”的含义被扩大为第一个发现危险公共事件并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号提醒政府和民众注意的人。事实上，李文亮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疫情并向政府上报的人，在他在同学群传出发现“SARS”病毒的前一天，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教授就已经将相关信息上报，要求政府展开调查防控，只是李文亮发在群里的消息被截图传播，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从而被誉为提醒公众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吹哨人”。英国泰晤士报、美国CNN等境外媒体和一些国内自媒体对张继先教授选择性失明，纷纷选择集中报道更具矛盾点的李文亮，强化他作为“吹哨人”的公共性，博得公众的关注，使公众因疫情产生的焦虑不安等情绪集中在说出“真话”反而被训诫的李文亮身上暴发发出来。由此，将李文亮赋予“吹哨人”的议程设置，其背后直指中国的新闻管理制度，并蕴含了对中国制度的攻击，某种程度上带有“颜色革命”的味道。以“普通人”的身份收获同理心。在舆论事件中，李文亮的生活细节被境外媒体披露出来。例如今年2月13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详细描写了他爱吃日式料理、蒸牛肉面、德克士炸鸡等美食，时不时参与微博抽奖，幻想着抽中心爱的锤子手机和AirPods Pro耳机等。通过这样无微不至的刻画，西方媒体把一个爱吃美食、经常抽奖、热爱生活的乐观平凡人形象展现在受众视野中。这名毕业于武汉大学并作为一名普通人而牺牲的医生在生活上与千千万万网友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在网友们看来，他的牺牲就像自己身边人的牺牲，就像另一个自己的牺牲，对于武汉大学校友来说，亦是一名老学长的牺牲，激发了许多网友的同理心。正如路遥著作《平凡的世界》能成为人们追捧的经典，也是因为书中的人物太平凡、太真实，读者能从书中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故能够激发人们的共鸣。而李文亮作为一个平凡人，发出了疫情来临的警告并最后不幸牺牲，被网友们称赞为平凡的英雄。正是由于作为舆情人物的李文亮激发了网民们的同理心，网民对其的同情、怜悯和对当地政府处理不当的怀疑就更加强了，纷纷在网络平台上抒发对李文亮的哀思、尊敬，同时借此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以“获罪者”的身份聚焦矛盾。训诫原本是指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没有给予立案处理。在这次事件中，李文亮发出不实消息的初心是提醒同学和亲友们注意防范，但的确造成了不实消息的广泛传播，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警方依法对其进行起训诫，要求他言行谨慎在当时看来本是正当的。但由于后来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暴发，最开始提出的训诫就显得失去了正当性，惩罚及时通报的医生而后没能迅速有效控制新冠肺炎暴发被网友视为当地政府的失职和对好人的“错怪”。《经济学人》等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偷换了“训诫”的概念，以“指控”（accuse）替代之。“指控”原本指因某事向司法部门对某人提起控诉，这与“训诫”的本意差之千里，被进一步解读为“因言获罪”，煽动中国网民呼吁“言论自由”。许多网民情绪激动，立场看似与官方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在网络平台上不断放大，越来越多的不明真相的网友被官民矛盾所吸引，跟风评论、转发，扩大了负面舆情。部分国外媒体制造新闻舆论隐含目的部分主流境外媒体曝光李文亮事件的最终目的绝不止于悼念一名普通中国医生，而是借此对中国“人权”“政权”进行抹黑和攻击。鼓吹“因言获罪”，攻击中国“人权”今年2月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报道了微博上关于“言论自由”的话题；2月18日罗马亚洲新闻亦发布评论“呼吁”中国言论自由和与这次事件并不相关的宗教自由；2月11日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详细报道了纽约市中央公园内举行的一场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活动，突出“描写”了许多参会的中国留学生面对镜头不敢露脸，这不仅使人无法对这次纪念活动的真实性进行查证，更让读者们感觉中国政府让自己的公民感到害怕，参加一名医生的悼念活动都不敢露脸。上文中已经提到，“训诫”并不等于“因言获罪”，西方鼓吹的言论自由是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在西方国家国内都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没有不受限制、不考虑后果的言论自由，其呼吁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抹黑中国人权形象。把公共卫生事件升格为“政治事件”，抹黑中国政权体制在今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引用”了某教授的文章，指出“冠状病毒的流行揭示了中国治理的烂核心”，提到他呼吁中国同胞要求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事实上，西方媒体对国内部分教授格外推崇，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论如“感觉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野蛮的恐慌，更容易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经常登上西方媒体头条。很明显，该媒体“引用”中国教授的论述是为证明在中国国内有人认为当下的政权是“低效”“无能”的，2月9日的《柏林观察家》甚至把冠状病毒肺炎喻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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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Chinese Chernobyl）把公共卫生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指出这次卫生事件的处理不力是因为“专制”政权的愚民政策，从而在世界范围抹黑共产党形象，削弱中国人民心中的政权合法性。把地方政府过失升级为中央领导人过错，否定当前领导核心和党的领导疫情初期武汉市、湖北省对病毒危害性的认识和预估是不足的，导致应对措施相对滞后，造成了不少损失，省、市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中也承认了这一过错。在中央疫情指导组进驻后，全国的资源向武汉汇集，抗疫工作取得到实质性的进展，政治领导人与医护人员的分工不同，但都在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外媒的报道却把初期失误归咎于中央领导人，例如2月15日的《纽约时报》认为中央领导人视察慰问医护人员是在“作秀”，提笔就是“英勇的医生与装模作样的政治领袖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这些违背常识的言论直接目的是抹黑中央领导人，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达到其颠覆中国政权，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政府舆情应对的经验教训面临国外制造的负面舆情，政府的应对措施总体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仔细总结经验教训，助力提高政府舆情治理能力。经验疏导有效。自李文亮去世后，政府对负面信息采取了文章关键词屏蔽，撤销微博热搜等冷疏导方法，使网民的注意力逐渐分散，网络上负面舆论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少，客观上成功地消解了这次负面舆情。调查有力。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一天，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就决定派出调查组到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摆明了中央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群众情绪，降压了负面舆情。哀悼有情。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其工作单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卫健委、中国医师协会、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组织都发公告表示了深切、沉痛的哀悼，向李医生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借此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诚挚慰问，这些书面情感工作实际上向外界表明李医生是作为一名中国医护人员而牺牲，国家和社会给予其应有的尊敬与哀悼，不容西方媒体过度解读。教训回应时间较晚。自新冠肺炎被专家确定“人传人”后，官方一直没有对之前8名医生的训诫做出回应，在李文亮医生牺牲后也仅是其工作单位、医师协会和卫健部门表达了哀悼。从曝光疫情“人传人”开始，网上各种猜测言论显现出来，并在李文亮医生病危去世时达到顶峰，很多不明真相的网民受其影响跟风评论转发，负面舆情逐渐发酵失控。后来即便官方发出了哀悼的公告，但时效性已经过去，官方公信力已经在各种负面舆论的冲击中被消...
篇九：疫情负面舆论
25战疫情与社会治理疫情新闻典型性报道的负面效应在全媒体时代的当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坚守传统媒体平台权威舆论高地的前提下，网络加速成为公众的信息获取源，并迅速成为公众获取疫情信息、讨论防疫进展、塑造典型形象和宣泄个人情绪的舆论场。而在运用主旋律和正能量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同时，大众媒体也因为信息井喷式增长，不可避免地陷入典型性报道“怪圈”。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典型性报道新冠肺炎疫情下典型性报道的必要性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属于典型的灾难事件报道，灾难的突发性决定了新闻报道的速度是第一位的，最快的时间、最新的报道才能满足公众在灾难发生后，对信息获取的强烈需求和心理去修。“当灾难爆发时，人们对大众媒体会有更强的信息诉求欲”。[1]受到灾难情绪影响，公众对于疫情报道中的典型人物或事件报道，因其更具备可读性、人情味和真实感等特点而更容易触动公众的心理需求，引起舆论共鸣。这类典型性报道主要集中在展现抗击疫情的救援者群体，聚焦于医务人员，尤其是武汉当地和援鄂医护人员奔赴疫情第一线的态度；聚焦于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患难真情”；聚焦于志愿者们的自告奋勇；聚焦于公众感染病毒之后的坚强以及无助。因此，纵观疫情期间各大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的新闻报于书韵（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0）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媒体和网络空间，成为疫情新闻来源和讨论的两大阵地。一方面公众亟需获取“爆炸信息”，另一方面灾难情绪容易加剧公众的情绪波动，甚至催生偏激行为。其中“低级红”“高级黑”“尬暖新闻”的新闻宣传并不少见，在典型性宣传报道之外却产生了负面效应，造成了疫情舆论翻车。本文将通过部分新闻案例浅析典型性报道的负面效应，重申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和当代意义。关键词：新冠肺炎；低级红；高级黑；尬暖新闻；；新闻真实性；媒介素养道，“暖新闻”的报道力量，席卷了整个网络舆论场。比如浙江公共新闻频道在新媒体端首发的消息《浙江援武汉女护士与91岁老人的故事，好暖！》《突然泪流满面，浙江援武汉女护士的这段语音刷屏了！》，新闻系列报道《感谢身边的那一抹红》，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新闻特写《产房里的新生命》《武汉：在疫情一线的环卫工人》等报道，既见证了一线医务者的英勇无畏和艰辛付出，也记录了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感人场景。
这些立足在事实基础之上，却又带着故事化倾向的典型性新闻报道，通过传统媒体及网络平台，通过不同的媒介形态传播开来，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这些新闻事实中的人情味也往往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不管在情绪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会给受众以感触，达到情感动员的作用”[2] 。新冠肺炎疫情下典型性报道的情感动员以蚁坊软件社会情绪指数为例，指数分析2月17日—2月23日这一周，社会情绪被正面情绪主导，在2月18日达到正面一级，为此一周的峰值。其中热度最高的新闻为“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情绪关键词图表也显示，英雄、痛惜、牺牲、致敬、损失等词汇占大量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促使疫情艰难时刻网民的正面情绪不断激活，在舆论上体现出公众相对稳定的情绪取向。在新冠肺炎疫情剧烈爆发之时，公众面对疫情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也就是灾难情绪。“就是灾难来临——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部分“低级红”“高级黑”“尬暖新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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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与社会治理时，舆论会弥漫一种与平日不一样的焦虑情绪，这种不冷静的情绪如果得不到防范和克制，会滋生很多冲突，带来很多与自然灾害相伴生的‘次生社会灾害’”。[3] 灾难情绪表现在灾难来临时，公众天然产生的一种消极状态，比如发泄情绪、紧张焦虑、一味追责。一方面固定的生活状态被打乱，武汉被“封城”，小区禁止随意出入，禁止聚众聚餐，不少人也在特殊时期失去了家人，这是公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是“看客”的不满，所谓“看客”并不绝对指袖手旁观，而是指在疫情区之外的公众，他们在信息极速更新的疫情期间，目睹了疫情带来的原生伤害和次生伤害，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感同身受，也因此会习惯性地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问责。因此，大众权威媒体加强抗击疫情力量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公众的部分负面情绪，尤其是媒体将一线救援的经历以故事性刻画，以典型性呈现的时候，更能走进公众内心，无疑也同时再次加强了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典型性的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的表现不可否认，在灾难性的公共事件中，媒体的典型性新闻报道对公众情绪具有一定的正面安抚作用，但必须警惕——不可滥用正面典型。“低级红”“高级黑”词义溯源201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而时隔一年的疫情期间，新闻报道再次因为部分正面报道的“低级红”“高级黑”，产生了舆论翻车。“高级黑”是政治术语，但最早却流传于网络，主要是指以一种居心叵测的心态刻意抹黑，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表面上是夸奖，实际却是暗讽。而“低级红”则是指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通过梳理近年来各类新闻报道，不难发现其中不乏有内容不同却形式相似的“低级红”“高级黑”报道。比如2018年，黑龙江省某法院的网宣文称“默然姐姐，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在执行局干警的心中，她就是女神、女超人”，文章的本意为表彰基层先进形象、鼓励爱岗敬业。但在新闻舆论中，却遭到网友质疑：这是违背人情常理的“低级红”。而同年，媒体报道安徽省某县基层扶贫干部，因为洗澡四分钟内没接巡视组电话，受到警告处分。处分通报中批评这位干部工作不严不实，作风漂浮。表面上这份处分通报是在强调党内纪律严明，却让舆论认为实际操作缺乏人性。无独有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期间，舆论更是成为医学战场之外的第二战场，此时的“低级红”“高级黑”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两种表现形式：违背基本常识、违背人情常理，过度拔高先进典型；新闻事实生硬对冲，在传播过程中遭遇别样解读。“低级红”“高级黑”之下的“尬暖新闻”前文提到“暖新闻”在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力量，与之对立的就是“尬暖新闻”。“尬暖新闻”是指，新闻生产者自我认为新闻事件很感人，新闻人物很温暖，但实际上在传播过程中却让受众普遍觉得尴尬无比，这在当前的疫情新闻中并不少见。2月12日，武汉多家媒体同步报道一则新闻：“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新闻内容为90后女护士在自然流产后不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她拒绝了护士长提出的休息建议，坚持回到科室和同事一起“战斗”，不顾小产对身体的影响。新闻报道的本意是突出医护工作者舍己为人，为了国家牺牲小我的精神。但此新闻事件在网络发酵后，网友却普遍认为，这是弱者在以自虐自毁的方式换取道德优势，甚至是道德绑架。2月15日，甘肃某媒体发布新闻：“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15名妇幼保健院的护理人员驰援武汉，其中14人出发前被理成光头。报道称理光头是女医护们的自愿行为，是为了避免散落的头发和气溶胶融合发生感染。不可否认，女医护们自愿剃光头，并愿意在公众社交平台上展示，我们要为她们的行为点赞。但在新闻视频里，公众却看不到她们的坚定和平静，反而她们各个表情复杂，泪水盈眶。有网友评论：这不是公开表扬，更像是公开处罚。除了报道第一战线的典型事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要关头，媒体的舆论方向也更多地指向了义务捐助的群体。这些爱心人士中，甚至不乏献出毕生积蓄的特殊贫困户和孤寡老人。2月10日，一则“87岁老人为抗疫捐出20万，她的家却让人泪目……”尽管工作人员再三劝说，独居老人仍旧捐出毕生积蓄；做环卫工人的李大爷，捐出自己五年攒下的1万多元；还有杭州退休环卫工捐出10万元后，银行卡余额只剩13.78元……这类新闻一经发表就引发公众极大的关注，老人们“倾家荡产”式的捐赠无疑也引发热议，大部分公众认为老人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在收获感动和赞美之后，老人们的生活应该如何继续？大众媒体一味沉迷于可称为自我陶醉或自我催眠式的感动，只看到了事件高尚的一面，忽略了本质的一面。片面的“尬暖”，被感动和灾难报道的惯性带偏了节奏，而没有真正深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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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战疫情与社会治理考“鼓吹式宣传”背后公众媒体的基本任务。新闻真实性原则引导公众媒介素养“信息疫情”的广义拓展“ 世 卫 组 织 在 2 月11日召 开 的 专 题 讨 论 新 冠 肺 炎疫 情 的 会 议 上，提 出了一 个 名词 —— i n fo d e m i c，即information+epidemic，可以直译为“信息疫情”。是指，在关于疫情的海量信息中，有些信息是真实的，有些则非常离谱。面对信息轰炸，人们难辨真假，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辨别真假，因此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4] 。笔者认为“信息疫情”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理解，“信息疫情”的主要危害就是不真实新闻。比如贵阳某广播媒体的特别报道中介绍，某护士离开卧床多年的植物人丈夫，奔赴一线，丈夫好像知道妻子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此后只要有人提起妻子，他就会露出微笑。诚然从医学角度来看，植物人也有睡眠和觉醒的周期，但却没有任何意识，这是因为睡眠、觉醒、眼球运动等行为是不受大脑皮层和丘脑控制的，它们可以在意识丧失的情况下发生。也就是说，新闻中的这位丈夫的确可能出现微笑反应，但并不能因此被媒体报道强行限定情感前提，用博取公众的同情心理。而广义的理解，“信息疫情”也同时囊括了不真实新闻和“尬暖新闻”。笔者因为职业身份，曾获取到某医院在疫情期间试图发布的一则所谓“暖新闻”，内容大概为某医护人员已经怀有身孕，却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但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胎儿心跳停止，她顾不上悲痛，将科室工作安排好后才进行引产治疗。这一则消息最终因为记者的新闻素养本能而未被公之于众，也因此没有引发新一轮的舆论口诛笔伐、但笔者也产生疑问：公众为什么会对信息产生误判？从客观原因来看，舆论导向偏于积极向、正面向，作为疫情期间新闻线索的最大消息源——医院，极其容易陷入笔者前文提到的自我陶醉式感动。从主观原因来看，能否正确判断信息的舆论发酵方向，与个体的媒介素养有关。媒介素养，就是指公众在多元化媒体和资讯面前，所具备的信息分析、信息评价，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以及创造和生产等能力。事实上，一般缺乏媒介素养的公众，以青少年和老年群体表现更为明显，他们也更容易成为不实信息及假消息的受害方，而由前文案例来看，更多的还是“尬暖新闻”的整体氛围营造了部分易感人群的舆论假象。如何避免疫情新闻宣传的负面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5] 新冠肺炎疫情的诸多新闻报道，已经为大众媒体敲了警钟，灾难面前，或者重大公共事件面前，舆论是当下新闻媒体要面临的重要阵地。从媒体角度来看，“低级红”“高级黑”“尬暖新闻”究其根源都在于新闻真实性偏颇、新闻素养不足。大众媒体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下，需要继续并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做到具体事实真实准确，这是新闻的最基本要求。同时，要加强优质新闻内容的思维创新，避免过分追求新闻噱头，应该继续下沉，深入挖掘新闻的优质亮点。需要站在新闻的公共立场，始终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新闻事件，和宣传对象及受众双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感，避免过度煽情陷入自我陶醉。但也不能过分摒弃正面报道，还是需要在秉承新闻真实性原则 基础上，融入人文关怀，使报道更立体，角度更全面，使人物及事件自然可敬，而不是蓄意拔高。从公众角度看，公众在对待“低级红”“高级黑”“尬暖新闻”等类型的消息来源和报道时，“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正确使用、利用媒介，增强信息甄别与理性判断能力，培养大局意识和国际视野，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和从容的态度。”[6]而在这个过程中，仅靠公众的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社会、媒体、专业机构共同来推动大众媒介素养的教育，“否则个人媒介素养的升级将远远跟不上媒介迭代和媒介生态的变化”[7] 。此外，媒体工作者还有一个方向需要加强学习，即要深入网络舆论场，多多关注新闻事件或网络热点事件之下的公众评论，利于媒体工作者提升舆论思考能力，和对受众信息反馈的想象力。同时可以通过一些优秀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根据热点新闻走势研究公众的舆论导向和舆论期待，将自己置身于公众之中。参考文献[1]王蕾. 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 新闻大学，2008-04.[2]蚁坊软件舆情监测平台.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下故事性报道的情感动员,2020-02.[3]曹林.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中国青年报,2013-10-17.[4]张涛甫：“信息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应对,解放日报,2020-02-28.[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02-04.[6]司丽.新闻报道中“低级红”“高级黑”的舆论引导,声屏世界 , 2019（03）.[7]张涛甫. “信息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应对,解放日报,20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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