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社会心理角度探究晚清教案发生原因（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从社会心理角度探究晚清教案发生的 原因 张小柳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基督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排斥，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洋教运动。过去学者们大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来进行，本文则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对民教之争问题进行探索，即从人们的认知失衡、谣言传播、社会刻板印象、角色冲突四个社会心理学角度作为切入点，以期对晚清教案的发生原因作新的探索。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晚清；教案；发生原因
在当今世界上流传着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均早于基督教，普遍被人们所认可，并得到部分人的信仰。而作为三大宗教之中最大的一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程却极为艰难。在古代，基督教曾在唐（当时称“景教”）、元（当时称“也里可温教”）时传入中国，但都因种种原因，都自行湮灭。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并随着其传教的深入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发生。从明代的南京教案到清初康熙的“历狱”到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大教案无一不带着血腥的色彩。教案发生的件数也逐年的增加。到了晚清时期达到了高潮。据统计，在1840-1912年这一时期内，大小教案的总数多达1600余起。近代的学者把这些教案统称为“晚清教案”，系指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所发生的教案。
[1] 近现代的学者对晚清教案发生的原因也多有研究。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侵略说。二是中西文化冲突说。三是三重危机说，即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信仰危机等。关于晚清教案发生的原因，过去学者们大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来进行。本文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加以阐释。
一 由认知失衡引发 晚清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的认知失衡造成的。所谓的认知是指：“每个人对外部世界和自我的种种认识，包括观念、信仰、价值观、态度等许多方面。随着人当前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同，各种有关的认知因素会以各种方式并存于人的当前意识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存有三种可能。即协调、失调和不相关。” [2] 人们在接受新的事物的过程都有一个认知过程。在认知过程中，由于新事物与当前的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存在不同，人们就容易产生认知失调感，从而阻碍新的事物的传播。而基督教正是这样作为一个新的事物走进中国民众的视野里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民众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之中。人们时刻按照儒家道统生活着。所有的纲常伦理无一不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从来都是祭祖、祭天以戒来者。从来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造次。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正统思想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崇尚着“自给自足”、“养儿防老”的生活模式。这种儒家道统思想也被人们用来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但自从西方列强强行闯入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经由传教士陆续的被介绍到中国。众所周知，中西文化产生的根源不同。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冲突。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等。”[3] 正因为存在这些冲突，人们内心深处对西方事物产生一种不认同感。即使西方传教士借助对中国民众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或借助兴办慈善事业，仍避免不了以上种种冲突以及人们内心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感也就成为认知失衡产生的因素之一。
而人们产生认知失衡的直接因素就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和政治侵略。在军事上，外国列强发动的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这些所谓打开中国大门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耻辱，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主权的
沦丧，都使中国民众感受到中国已处于民族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之中。在经济上，外国商品的输入沉重打击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时就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国布匹之输入，对中国工业的影响，与这种输入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工业的影响一样大。中国纺织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4] 而所谓的震动，主要是指那些经营传统职业的中国民众丧失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结成帮会，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参加反洋教运动。在文化上“传教士极力抨击、诬蔑和破坏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大肆叫嚣基督教与中国原有之典章文物礼俗政教有势不两立之意，吾非除旧何以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竭力诬蔑烧香祷告求神祈雨，迎神宴会等是愚昧无知、天方夜谭；想方设法破坏中国人的各种祭祀活动。” [5] 更有甚者，他们为了扩展传教的范围，还利用“还堂”事件霸占他人房产，有一些传教士干预中国地方事务或者为本国搜集情报资料。如郭士立绘制中国海岸图，传教士在中法战争期间发生在西南边境充当间谍引起教案等。
所有这些都使地方绅士和民众内心产生一种屈辱感、憎恶感而使他们心理处于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心理不平衡状态的调整就需要他们把压抑在内心的屈辱感、憎恶感得到强烈的宣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西方国家军事武器先进，综合国力太强，人们无法通过在战场上打击强敌的方式实现。相反，由于战争的失败又加剧了他们心理的不平衡感，比如，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洋人享有治外法权，使他们的屈辱感不能通过打官司的法律手段抒发。更让地方绅士和民众气恼的是清朝统治者的态度。当朝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对西方的传教士采取退让和保护的政策。他们甚至规定“借端滋扰报复者，即捉拿正法，毋稍宽恕” [6]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又有种种有关洋人的谣言，这就更激发人们群起声讨和攻击洋人的社会心理。人们内心激愤和屈辱的这种不平衡心理有可能通过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而获得宣泄的渠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泄和抒发被压抑的积愤，以实现对侵害者予以打击和反抗的潜意识愿望，从而使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开始向平衡的心理过渡。
二
由谣言传播引发
晚清教案的频发也与当时谣言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晚清教案直接有谣言引起的并不多，但几乎所有教案的发生都涉及到谣言。如震惊中外的1870年天津教案，1891年长江沿岸发生一系列的长江教案都与此有关。晚清时期有关传教士的谣言有：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刻腹取胎、炼丹采生等，这些所谓的谣言大都为误传，是有中西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进度不一样所造成的误会。例如：“扬州教会医院把解剖后的死胎儿侵于酒精瓶中，被绅士谣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成长生不老之药”。又如男女教徒同处教堂内做礼拜，与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原则相矛盾，也引起地方绅士恶意的猜测。此外，如教会为临死小孩洗礼，被人们迷信的推测为剖小儿心目肝制药饵。地方绅士又往往以这种无根据的推测写成文字、刊印为檄文、揭贴，在社会上传播，以讹传讹。” [7]类似的谣传还有：在湖南、江西、扬州、天门、大名、广平教案事件中，都曾发生过，并且通过各地绅士的檄文、揭贴广为传播。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未经调查核实的谣传，居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人们深信不疑？这类谣传在利玛窦入华传教以后，就在中国开始流传，为什么这种谣言的流传在几乎长达二、三百年之久之后，谣言不但没有被澄清；相反，此类谣传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日益广泛，到了义和团时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晚清政府也没有置之不理，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谣言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如：“仁慈堂男女一百五十余口，均称其家送至堂中育养。并无拐买之事。至挖眼剖心，经曾国藩亲问，百姓无能指实，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幼童损失控告之案。……其实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数虚无，并无实据。” [8]但为什么，谣言已经被澄清，为何人们在谣传着那些易激起民教之争的谣言？尤其是为何各
地教案结案以后，此类谣传的虚实总是不能“剖不明白”？ 社会心理学对谣言的发生和传播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在客观情况含糊不清（缺乏可靠信息特别是正常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谣言最易产生和传播。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普通民众和绅士对西方的了解近乎于零。中国人重人际关系，而西方人则重自然科学研究。西方的生物科学技术较高，中国则较低。中国人无法了解人体标本和身体器官标本。甚至对此误传，并且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又不允许非教徒观看。这给好奇的中国人带来猜疑。谣言也就在客观情况不清的状况下传开了。第二：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和忧虑会促使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大法国使臣，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拳，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国奉天承运，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其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在外省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9] 这是一份假托法国使臣的告示，虽然写得漏洞百出，在口吻上很像作战造反的起义者，却也把当时中国民众和绅士的焦虑的心情毫无遗漏的表现出来。谣言也就具备了第二个条件。第三：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众所周知，清末，中国封建社会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即将灭种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之中。人们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这就为谣言的流传准备了其生存的土壤，从而诱发了各地的教案。
三 由社会刻板印象引发 民教之争还源于中国民众心中长期形成的对传教士的社会刻板印象。《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中这样解释社会刻板印象的是“在对人类持有的一套固定的看法，并以此作为判断评价其人格的依据，称为社会刻板印象。社会刻板印象是对社会集团最简单的认识，它有利于对某一群人做概括的了解，但也容易产生偏差，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容易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认识和交往。”在当时中国民众看来，西方传教士乃异域另类，其越洋万里舶来东土，一定有所企图、居心叵测，这是民众朴素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征，也是他们透视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点。从而影响了中国民众对有关西方信息的选择。
研究社会信息传播规律的学者发现，受传者在可以获得的大量信息中，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同他的立场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并且支持他的原有价值观念的信息。人们对社会信息的反应态度，受到其主观的心理构成的制约。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受传者心理上的三种选择性因素：首先，是选择性接受。人们总是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者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而总是下意识地回避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斥谤的、与自己情绪状态相抵牾的信息。其次，是选择性理解。对于同样一个信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为人们固有的态度和信念所制约。第三是选择性记忆，人们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事，而容易忘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上述理论对我们认识近代社会有关洋人的信息传播过程的特点是有启示的。史料表明，近代中国民众和绅士阶层对有关洋人的信息，事实上确实存在着鲜明的选择性吸收的社会心理现象，例如，郭嵩焘就曾指出：“常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耳，引此为喻，是将使天下之人，长此终古，一无省悟矣。” [10] 这种愤怒地拒绝社会上有关“西洋好处”的信息，而乐于聆听对洋人“诟诃”的信息的社会心理现象，反映的正是深受洋人压迫和欺凌的中国国民的心理定向反应。郭嵩焘在其光绪三年一段日记中，更确切的记述了在京师不下万人的士大夫社会中对有关洋人信息的选择性接受与拒绝的现象：“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洋)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语及洋情，不乐，垢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垢毁洋人之词，非求知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心思智虑，所以日趋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11] 愤怒地拒绝接受有关“洋人好处”的社会信息并喜于聆听对洋人“垢坷”的社会信息，是一种在大夫及一般国民中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
这表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由于中西文化在近代冲突的尖锐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国民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对西洋文明、西方列强及其在华的洋教士、洋商人、洋领事的深感厌恶和憎恨的社会刻板印象(又称为心理定向反应或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向反应，乃是民族自卫意识、传统文化本位意识及心理、挫折感与屈辱感压迫下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信仰与思维方法等诸多因素彼此结合而成的复杂构成物。它具有一种鲜明的对社会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和抗拒的倾向性。
四 由角色冲突引发 晚清教案的发生还与基督教传播中与中国各阶层扮演的角色有巨大的冲突密切相关。按照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人在社会关系中地位规定了人的社会行为，类似于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人的社会角色是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而一旦这种地位其他社会角色受到排挤，两者就会发生角色冲突。
首先来看晚清教案中的地方绅士的处境。绅士历来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凭借其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控制着地方上的实权。这些地方绅士在地方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地方官的升官发财路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同时他们由于家境富裕，所以都受到了非常正规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知识文化水准也较高。他们非常了解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知道如何去更好的去扮演行使这一社会角色。但自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后，传教士对地方绅士阶层带来冲击。传教士利用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夺取了许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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