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区别于专业科普作者、媒体科普等传统科学传播者，近年来新出现的科学传播中介组织更具有3个方面的特点：在组织架构上，与政府机构不同，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具有鲜明的非政府组织色彩；在组织目标上，与科学家组织不同，新型科学传播中介更强调传播效果，注重求同存异，强调“信息对称传播，谣言止于透明”；在组织建设上，新型科学传播中介普遍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和媒介常识，能够熟练运用传播规律及方式方法。重视新型科学传播中介的出现，将推动传统科学普及向新形态的科学对话演进。
关键词 科学传播；中介；对话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5-0081-03
近年来，网络传播爆炸式发展，而公共信息管理相对滞后，加之媒体和公众的科学知识匮乏特别是科学意识欠缺，各种流言的快速传播成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舆论场的一大特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流言打着科学旗号，在食品安全、大气污染、生活健康、应急处置等领域广泛传播，流言真假难辨且扩散迅速，挑战传统的科普机制和体系。作为现实的积极反应，一批以民间色彩为主体，官方背景为补充的新形态科学传播组织出现了，它们在新舆论场中主动发声，主动传播，成为有别于传统的以科普作者为代表的个体科普、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组织科普的新生力量，其组织形态、目标和路径及创新都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典型组织的案例分析提供具有启示性的思考。
2014年1月起，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开始按月发布“科学流言榜”，并得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技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技传播协会的支持。每期“流言榜”均在全国主要媒体刊登，在各大网站和移动终端同步传播。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科学流言榜”已经成为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平台，入选“2014年度十大网络科学传播事件”。目前，“流言榜”的年度榜单已经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面向全国发布。
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合发布科学流言并以此为契机开展科学传播的项目，“科学流言榜”整合了北京、上海等地科技资源，会同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蝌蚪五线谱网、腾讯网等媒体以及来自中科院、解放军总医院等领域的专家，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科学传播模式——科学中介模式，两年多时间里，积累了科学流言传播与证伪的第一手资料，为分析科学流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研究新的科学传播路径提供了有效样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即专门收录了关于“科学流言榜”的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先后发表讨论“科学流言榜”现象的文章，《科技传播》等专业杂志也撰文分析流言榜的效果。
“科学流言榜”并非孤例。事实上，在以网络化、移动化、全民化为特征的新舆论场中，正涌现出一批新形态科学传播中介，其中既有脱胎于原有科普资源的个体，也有完全商业化的组织，如何认识这些新型科学传播中介？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新的具有公信力并持续为公众报道和核实科学信息的中介组织，将受到公众的尊敬和信赖，这也是构建新的传播秩序的重要一极——代表公众与科学两种诉求的协商对话传播平台。“科学流言榜”等的实践说明，在新舆论场中持续开展科学传播、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现实需求，呼唤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对“科学流言榜”的运作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认为，新型科学传播中介的雏形已经形成，从组织架构、组织目标、组织建设3个维度具体分析，它都体现出有别于传统科普组织、个人的重要特征，值得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1 在组织架构上，与政府机构不同，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具有鲜明的非政府组织（NGO）色彩
概括来说，在去中心化和反权威语境下兴起的新型科学传播中介，普遍试图使自己与公信力普遍受到质疑的公权力保持距离，以规避在传播中因为权力依附而不被普通民众所认同的风险，这就决定了其架构体现为典型的社会枢纽型组织。
以科学流言榜团队为例。项目虽然2014年才推出，但其民间发起过程却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年，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开展了对部分报纸科技报道科普宣传情况的调查统计，理事长黄天祥和副理事长王学锋最后完成的《中央及北京市报纸科技报道科普宣传情况统计》中，以翔实的统计数字说明：“科技报道及科普宣传的现状不容乐观。”该文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举办的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进行了宣读，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为此播发专稿，新华社内参引用课题数据，李长春和刘云山同志做出重要批示。次年，又在北京市两会上正式形成了政协会议的大会议案，责成北京市委宣传部及新闻单位就加强大众媒体的科学传播拿出有效措施。在此之后，北京科技记协在进一步的调研和专题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结论，由此引出了到底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科技傳播、科普宣传的现实问题。2011年，北京科技记协在承担北京科技计划“软科学课题”《新媒体在宣传工作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时，对这一命题的另一个“主角”即新媒体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了摸清新舆论场的来龙去脉，课题组成员专程赶到深圳，探访腾讯公司和华为公司，在研究界较早地接触到了微信这个后来影响了整个新舆论场的传播工具和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生态圈。几次调研，推动课题参与者形成了共识：新舆论场的传播规律需要有范式；科学传播需要迈进新时代。二者的结合，必然聚焦在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而泛滥的科学谣言问题上，如何用符合科学传播规律，同时更适应新舆论场的方式来应对科学谣言、传播科学常识、提高科学素养？最终在2013年9月，来自传统主流媒体《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新兴网络（腾讯网、蝌蚪五线谱网）、科研专家（来自中科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这些不同背景的完全民间自发形成的团队，共同召开了科技传播网络辟谣平台建设工作策划会，开始了“科学流言榜”的相关工作，并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成立了“首都科学传播工作室”这一全新的中介平台。
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新型科学中介的出现，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的机构设立流程，而是开创了“个体发起-民间组织-官方认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自下而上的流程，其组织架构具有明显的“链接”性，与社会各方面资源力图形成网状结构，并使自身处于发起和组织传播行为的枢纽位置。
2 在组织目标上，与科学家组织不同，新型科学传播中介更强调传播效果，注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将知识束缚于专业的金字塔，更强调“信息对称传播，谣言止于透明”[1]
由于新型科学传播组织的出现普遍为“应运而生”，即为了应对由于微博、微信和社交网络上大量出现的科学流言而出现，因此，其组织目标的传播效果导向更为明确，衡量其组织行为的标准，也由科学家世界中的“准确度标准”和各级科协科委组织的“成果标准”转变为科学传播最大化。以“科学流言榜”为例，其发布具有显著的传播效果导向，它主要针对社会上传播的热点流言，通过整合权威机构（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台、电台、有一定权威性的新媒体平台、研究机构等）所发布的相关信息，以科学的方法，对相关流言给予解释，以帮助公众了解真相，消除误解。内容选择上，“流言榜”的工作团队强调要覆盖社会热点，贴近百姓生活，特别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因此，榜单一经发布，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登，网上网下反响热烈。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每期全文刊登“科学流言榜”，《北京日报》《福州晚报》《深圳晚报》《科技生活周刊》《群言》杂志、《哈尔滨新晚报》《沈阳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均保持全年持续关注。特别是年度“十大科学流言”发布后，引爆了大众科普热情，《人民日报》以半版规模全文刊发并配发采访，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辽宁卫视等电视台以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等全国媒体纷纷跟进；百度、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主流商业网站全部在首页转载，继而又通过微信、微博广泛转发分享，形成了从首都到全国，从网下到网上的全民科技传播事件，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刘晓勘所概括的“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因此更应该努力成为谣言的终结者”[ 2 ]成为网络流行语。
由此可见，新舆论场中的科普传播，一定要找到与时代相适应的传播渠道和语言体系。研究“科学流言榜”的发布机制，至少有3个关键点：一是及时而又持续的榜单发布；二是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的引领；三是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联合辟谣，微信微博移动端全面跟进。持续、权威、融合，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根据统计，定期转载发布“科学流言榜”的媒体包括：1）通讯社——新华社、中国新闻社；2）纸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科技日报、北京科技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新民晚报、深圳晚报等各省市主流纸媒；3）网络媒体——北京联合辟谣平台、新华网、新浪网、澎湃新闻网、中国科技网、腾讯网等；4）电视媒体——CCTV、北京卫视、辽宁卫视等主流地方卫视等；5）其他——各媒体微信平台、首都掌上科普手机报、掌上科普微信等。这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新舆论场中机构平台的全部范畴，由此可见，无论传播者的能力如何，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传播都注定是全舆论场的快速扩散，没有这种影响力，也就无法占据舆论制高点。
3 在组织建设上，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应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和媒介常识，掌握传播规律及手段，具备各领域科学知识及辨识力
尽管我国并未对科普一词重新定义，但在科委、科协和各科学机构中，近年来都在经历从“面向公众，由科学家来填补科学方面公众知识的缺失”向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转换。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被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钟琦等人认为标志着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正式提出。报告认为，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特别是，科学正在开始走出实验室，进入社区，从而参与到对话中去，旨在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3]但在目前中国科学传播的实践中，无论是关于谣言止于“智者”的讨论，还是媒体报道时习惯性提出的政府出面辟谣的建议，都反映出这种转换远未实现；从早期的科普大篷车，到当下开展的中关村院士讲堂，仍然是补知识之缺失，而缺乏对公众科学素养特别是科学精神的培植，后者主要依托于长期、具体、关键问题上的坦诚对话。近年来发生的PX爆燃事件、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中，对话机制难以及時启动，反而是维稳机制占据上风，一次次丧失了公众参与科学事件进而获得科学素养的机会。这些都反映出“掌握传播规律”对于今天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新型科学传播中介的形成并非易事。一方面，它要了解媒体的规则，认识到无论新旧媒体都不是客观报道的机构，相反，它们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手段的两面性，认识到随着所谓“网红经济”的泛滥，流言的生产和制造越来越流程化工业化。比如，“科学流言榜”团队在工作中就发现，一个“澳洲微报”的公众号发表的“震惊！澳医疗界再次逆天！医生将病人砍头离身，成功治愈癌症！”在网络上被大量传播，事实上，这种极度夸张的所谓“新闻”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讨论中来自医学界的专家提出，这些自媒体上发布的假科学之名的歪曲报道，有多大比例是因为无知（无意）？又有多大比例是因为精明（有意）？负责腾讯科学事务的责任编辑在核实后证明，该公众号的设立者是一家营销广告公司，主要依靠哗众取宠来“吸粉”，这已经成为科学流言传播的一个主要动因，由于它有别于政治传言和社会偏激言论，一般不会受到严肃追究，同时，又介于“无意”“有意”之间，因而发展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这一案例的讨论，充分说明新舆论场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能够把握的程度，近年来出现的网络舆情反转事件也都反映出这一现实。因此，科学传播中介组织，应首先具备对舆论场中各种传播主体、途径、手段的准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能力。
另一方面，科学传播中介又要掌握远高于普通公众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过去我们经常要求普通公众要“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事实上，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而作为科学中介，应首先具备上述能力，成为公众在理解科学事件、现象、传言过程中的代理，这就需要科学传播中介从“单兵作战”转为“多兵种协同”。日益细化的科学分工形势下，再有经验的个体科普作者也难以成为全方位科学传播的可靠中介，新的传播组织普遍注重通过“枢纽”链接起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从而使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制度在传播科学事件和科学信息中发挥关键作用。[4]分析“科学流言榜”工作团队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大众媒体、网络媒体甚至自媒体的身影，还有专业的科普研究机构，同时依托科协系统和全国晚报科技记协、中国科普作协、上海科技记协等专家资源，才保证“科学流言榜”出拳能够快、准、狠。在考察“科学流言榜”的内容时我们也发现，流言不讲求科学性，但辟谣却要非常精准，否则反而会助长流言。由此造成传言满天飞而辟谣异常艰难，许多新闻单位的辟谣求证类栏目，或者无疾而终，或者简单重复一些常识性判断，而很难进行精确的实验室求证。这方面一直坚持的《北京晚报》生活实验室，因为拉到了一家企业的赞助，才得以支付每期的实验费用，但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常规检测。正如《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指出的，北京市《每月“科学”流言榜》推出辟谣信息，但辟谣方式有待于改进，特别是权威性不足、严谨度不够，反映出作为科学传播中介的组织及其成员在科学素养和科学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
值得讨论的是，“科学流言榜”的团队从开始运作起，就在努力寻求体制内资源和政府机构背景，从科委到网信办，都为团队提供了权威性的“背书”，而年度榜单之所以引起全舆论场的共鸣，很大程度上也在于“科学流言榜”年度榜上升为中国科协出面发布。2016年，团队又与北京环保局合作发布十大环境流言的专项榜，获得广泛传播。这些都说明，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仍然更愿意接受这些具备官方头衔的发布信息，换言之，真正意义的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科学传播中介的发展之路，绝不平坦。
数字化新时代，科普工作只有加快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需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抢占渠道和阵地，同时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才能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做出不懈努力。“科学流言榜”的实践，以事实驳斥了网络流言的“不可控”论，说明越是多元空间、越是网民众声喧哗，越需要专业和权威的声音，这是专业科技工作者和传播者的责任。同时更提示我们，新的科学传播中介组织已经出现，它正发挥着不同于以往政府型中介、科学家中介的功能，需要引起各方普遍重视，并通过制度建设、资金扶持，助其形成气候，真正成为科学传播中的生力军，培养一批既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又有科学传播热情并能够从中获得社会认可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引自“上海辟谣”平台对自身定位的描述语.http：// piyao.jfdaily.com/.
[2]余荣华.2014年十大科学类谣言你识破了吗[N].北京：人民日报，2015.
[3]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4]陆晔，周睿鸣.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J].上海：新闻记者，2015（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