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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荣氏企业子弟亦占到70%左右；惠工中学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教职员工共有123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教师占40%以上。此外，申新另附设有两所独立的小学，由工厂负担经费，荣氏企业三厂的职工子弟一律免收学费。申新厂还设有资料室，藏书多以经济类图书为主，供工人免费借用。
另外，宝鸡荣氏企业总会邀请到访的学者发表演说，其中确凿可查有：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视察时受邀演讲；1943年1月，西北工业考察团团长林继庸讲述“新疆观感”；同年11月，文学家林语堂受邀讲述旅美感想等。[5]安排文化名人参观内迁大厂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加强了荣氏企业与企业职工本身与外界的联系。
此外，申四、福五还设有若干类似银行的机构与申福新医院等机构。
四、结语
至抗战结束前，内迁至陕的荣氏企业基本形成了一个以申四与福五为核心的企业系统，如下图所示。
此时，国民政府对面粉实行统制政策，宝鸡福新厂利润率相对较低；然而寶鸡申新厂依靠陕西市场上棉花价格与棉布价格的“剪刀叉”取得了较高的收益，[6]客观上形成了迁陕的荣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企业系统的需要。与此同时，抗战时期“实业救国”的思潮达到高潮，位于后方的民族资本家往往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而非消极地创办一些具有社会职能的机构。[7]
然而宝鸡荣家企业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性：从生产性企业看，除天水面粉厂与宏文造纸厂外，均主要以为企业内部提供原料和必要的生产工具为导向，企业所办的社会职能机构主要也是为企业内部员工服务的。这与内迁而产生的一系列危机有密切联系。抗战前的宝鸡仅为一个普通农业县，城市建设与工业建设极不适应，难以为荣氏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从交通方面看，陇海铁路虽在抗战前通至宝鸡，但缺乏其他必要的对外联系通道，难以与外界发生密切的直接的经济联系，这使得申四福五被迫建立相应的配套企业以维持生产；同时，抗战后宝鸡虽有大量难民涌入，但人口素质与荣氏企业的要求并不匹配，从而发生用工荒，荣氏企业被迫设立专门的文教机构对新招工人进行培训，同时设立相应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防止工人流失。应该说，这种性质的企业或机构的设立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应变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却是荣氏企业在西北大后方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整体上看，荣氏企业系统的构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保证了其在大后方的经营成就，而在抗战结束后，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恢复，这一企业系统便随之趋于落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这一企业系统彻底解体，但由此产生的一大批新企业奠定了新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基础，原企业管理人员更成为建国后的建设骨干，这使得内迁来陕的荣氏企业在新时期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即申新、福新、茂新企业集团
[2]据《荣家企业史料》，1938年申新宝鸡厂的纱锭数约为30000锭即战前的69%，布机数约为480台即战前的66%，福新宝鸡厂每日粉磨生产能力约为37.5袋即战前的37.5%。
[3]企业办社会指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机构和设施，一般包括供水、供电、供气、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消防市政等，此处不单指国有企业。
[4]由抗战内迁至陕的工厂组成，宝鸡荣氏企业经理李国伟任理事长。
[5]据《宝鸡申新纱厂史》统计，其他造访宝鸡荣氏企业的名人主要有：陈立夫、白崇禧、英国议会访华团（由翁文灏、顾维钧等陪同）、英国战时内阁生产专员、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
[6]相关统计数字参见《荣氏家族史料》，第310-313页。
[7]宝鸡荣氏企业经理李国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参见 “李国伟在第十四次厂务会议上的讲话”（《宝鸡申新纱厂史》第47页）、《工业论着：钢铁与国民生计》（《工业月刊》1944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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