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坐火车。我几乎每次外出开会都选择了火车，除了为接待单位省钱这一理由外，还因为我能在火车上感受到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和被抛入陌生和孤独的感觉。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当代人忽略了。他们忽略了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着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多年来，我一直行进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有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解了“我执”。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嚣喧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那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某次，我去朝峨眉山，到峨眉山的脚下，却放弃了上山。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
对拉萨亦然。多年之前，我曾发愿，将来某一天，我只和一种能值得我奉献生命的载体去朝拜拉萨。这载体，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谊。更多的时候，我将那载体看成真善美的载体。要是我遇不到这样的载体，我是不会踏入拉萨一步的。这就是我多次踏入青藏高原，而总是躲开拉萨的原因。这里的拉萨，已不是地域的拉萨，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各种流派。我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想从宗教中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不少宗教在被制度化后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即藏传佛教所说的“心气自在”，这里的“心”代表意识和精神，“气”代表物质和肉体。任何非主体性的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那主体的“自在”，这才是宗教意义上的“解脱”。所有宗教的终极目标都是“绝对自由”。基督教的“灵修”和伊斯兰教的“近主修炼”都是这样。当然，宗教被制度化后，就会远离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所以，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中说：“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能成为枷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的外现不能干预创作者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垢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同时，我也在寻找一种叙述方式，来充当那滋养的助缘。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不是什么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你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能否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你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你是想为这个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或是娱乐?或是别的?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为小说的将来寻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小说诞生时的一些功能已明明被其他媒体所取代。它们显然已很难构成小说存在的充足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小说，已经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所以，我在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闹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
文学的力量
在大连大学开会期间，我跟广州商学院江冰教授搞过个对话。他说：文学是无力的，千万不要把文学膨胀到能救世的地步。
我基本同意这种说法。
我至今仍然不认为文学能救世。许多时候，文学连其载体之一的作家也救不了。比如：他救不了文革中的老舍，救不了困境中的海明威，救不了陷入心灵危机时的托尔斯泰，更救不了那些虽视文学如生命却饥肠辘辘的青年。
在凉州，我无疑是文学队伍中的成功者。毕竟，《大漠祭》和《猎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因此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但我阻得住那逼向土地的茫茫黄沙么?变得了束缚着人们心灵的一大堆规矩吗?能阻挡住因缺水而大片大片死去的树木吗?……面对书桌时，我可以吞气如云，激扬文字。一出房门，我立马就发觉了自己的乏力。许多时候，面对强大的现实时，我连大气也懒得叹的。是的，你不就是个作家吗?作家是啥?作家是比科长还小的东西。至今，父亲仍遗憾我曾被领导赶出教委，贬往小学。我那“作家”头衔，是冲不淡他的遗憾的。
但我仍然认为，文学的无力，是暂时的。
固然，相较于某个时代的当下的强权，文学是无能为力的。那《史记》，无论多么伟大和厚实，也挡不住伸向司马迁裆部的屠刀。面对威焰赫赫的汉武帝，那本《史记》的书，轻飘得像火焰中翻飞的纸灰。
但幸好，这世上还有比汉武帝更大的东西，那就是时间。五十年过去了，那个不可一世者在宫廷的一声恸哭中蹬了腿；数百年过去了，刘家的江山又换了姓，忽然李，忽然赵，跟演戏一般热闹。那纸灰般轻飘的《史记》却一日日重了起来，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座只可仰望的山峰。它放出光明，照着一茬茬的人，并在他们的心中滋生出巨大的力量。无论你有多好的计算天分，你也算不出那力量究竟有多少磅。而且，那山峰，还将一日日放光，直到宇宙劫火来临的那一瞬。
谁能算出，它究竟有多少力量?
那个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的诗人屈原在流放途中的自由嚎哭也跟《史记》有着同样的命运。那曾经强大的一堆堆白骨，怎么也压不息那个叫《离骚》的歌谣。有力的终将无力，无力者终将强大。强权的力量固然强大，但它是依附于肉体的，肉体的消亡，往往是强权的终止。而文学，真正的文学，因为其抚慰灵魂的力量，却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当然，文学不是太阳。它虽然有光明，但它很难在瞬间照亮世界。而且，文学从来也不曾承担照亮世界的义务。文学照亮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但从更高意义上说，照亮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照亮世界呢?
写作和活着的理由
从本质上讲，一只因为看家而获得食物的狗和一位因写作得到稿费的作家没有实质的区别，都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为了某种存在的必需，而不得不干一件事，是每个动物必须面临的问题。只有当那位作家超越了动物性的生存而开始追寻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理由时，他才超越了那只觅食的狗。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形而上的需求和追问。
在大连大学参加中国小说学会年会时，我做了一个发言，内容大致是一个作家必须明白为什么写作?都应该追问一个活着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活着?西部民歌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许多时候，为了那个活着的理由，西部女性宁愿选择不活，比如：“浑身打下的青疙瘩，不死老这么做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睡哩。”“桂花窗子桂花门，老天爷堂上的宫灯，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小妹妹没有悔心。”“绳子拿来背绑下，柱子根儿里跪下。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这么个做法。”等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像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作家就因为活着的理由的丧失而放弃了生存。所以，王蒙先生半真半假地说，中国作家没有走向世界，是因为自杀的作家太少了。
作家动物性的生存产生的自然是物欲性的作品，所以书市上充满了能塞满天空的垃圾，从中你很少发现一些能超越肉体层面的东西。高贵稀罕得像泥土中的黄金，触目所及，不过贪婪、仇恨、愚昧。最可怕的是，那种动物性的写作欲望已成为一些作家生命的惯性，创作成为习惯性流产。这也许是中国文学最悲哀的地方。
在大连，有位教授听到我发言后对我说：“活着，还想啥理由，累不累?我年轻过，得了癌，死了就死，想啥别的?太累。”她是啥都不想的。许多动物似乎也不想。但我知道有的动物也总想超越自己的动物层面。比如，一些狐狸，会在满月的时候，静立于大漠波浪之上，拜那月亮。据说它们想脱去狐皮，成为仙家。于是，这些狐狸就有了活着的理由。老百姓对这些有高层面追求的狐狸很是敬畏，称它们为“仙家”，而将不拜月的狐狸们称为“狐子”。前者甚至超越了人类，后者仅仅是个畜类。
那些什么也不想的作家的存在层次，似乎是低于拜月的狐狸的。人固然生活在繁琐的红尘中，但人还应该向往一个精神世界。
有位作家曾说：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神”来提升我们的精神空间。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眼中的“神”非上帝，非佛陀，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向往和追问。当然，你可以称之为信仰。
那活着和写作的理由，便是我们向往的精神。
同样，小说的存在，也需要一种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是否可能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在今天乃至明天，欲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有什么理由?
这世上，所有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么，小说要想在这世上存在下去，你有什么理由?
你是想为这个日趋贪婪的世界贡献更加贪婪的诱因?提供一种娱乐方式?或是别的理由?只有当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任何我们打算抢救的所谓“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为小说将来的存在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小说诞生时的娱乐功能已明明为其他媒体取代。这时，小说单纯的娱乐功能显然不能成为小说存在下去的理由。
十九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为其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它饱含的文学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类最主要的灵魂滋养。而当代文学，因为文学精神的缺席，文学已成为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它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存在的。换句话，时下的小说，己逐渐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
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回已丧失的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
只有文学真正成为人类的灵魂里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它的存在才可能成为必然。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