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是个“大语文”。现代学制分科教育，所有内容都独立成科，语文成为“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为“例子”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所以语文课不能上成“内容”课，上成“内容”课就是上成“例子”课，也就是上成其他学科的课，这是现代语文教育“少慢差费”的重要原因。打造现代语文学科“形式”，是今天语文学科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语文学科 形式 研究
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叶圣陶①也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②：“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百多年前③，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变为分科教育，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最后所有内容都独立完毕，语文学科只剩下一个语言文字训练的“形式”。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不信我们翻看语文教材，《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可有哪一篇课文的“内容”是“语文”的？所以我给语文学科下了一个定义：语文是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 然而正如歌德④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 所以我的⑤“语文学科形式论”常常遭致人们误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先作几点声明：第一，有人以为我说“语文没有内容”，这是误读。语文⑥是有内容的，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包括整个世界，所以说“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第二⑦，语文不只是选用其他学科的内容，同时回馈这些学科以语言文字形式，为这些学科服务，所以我们说语文是工具课。第三，其他学科的内容虽然只是“例子”，但例子也不是随便用的，语文教学总是要选用最合适最人文的例子，这就是它的人文性。尚且，语文为所有人文学科服务，为整个人生服务，这一点本身就是人文性，所以，说语文是工具课，并不等于否定它的人文性。第四，这个定义基于现代学制分科教育的事实，中小学分科并不彻底，所以更适用于高等教育研究。第五，下面我要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语文是形式学科的观点，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能无视这些历史资料；大家也可以批评这些历史资料（语文前辈也是可以批评的），但是不能当这些资料不存在。
一、中小学语文学科“形式”研究史料
在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学制“癸卯学制”中，中小学语文已经独立设科，其中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主要是识字教育；高等小学及中学语文叫“中国文学”，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但是识字教育和文章训练都不可能凭空进行，必须要有所依凭，这就和其他学科发生交叉。中小学除了语文科，还有修身、读经讲经、历史、地理、格致、博物、法制、理财等科，这些学科虽然都独立于语文，但内容上彼此交叉，假如只注意内容，不提出形式问题，就可能解构语文科独立学科的性质。新学制伊始，就已经存在这种情况。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就有这样的广告语：“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⑧也有学者推波助澜，如一篇《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的文章说：“国语文的排列，我主张采取第二种的方法，就是以问题为主纲，以各种文体不同的文章为内容。譬如说‘人生问题’，可将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李大钊的《今》，胡适的《不朽》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文学革命’问题，可将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尝试集序》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妇女问题’，可将胡适的《李超传》，潘家洵译的易卜生《娜拉》等聚在一起教授。” ⑨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批评，宋文翰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中说：“如某国文课本，一年级的教材，一叠选上《美国的妇人介绍》《桑格尔夫人》《珊格夫人自传》《女子的根本的要求》《母》五篇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同样在某一本里又选上《人生目的何在》《人生真义》《今》和《不朽论》四篇讨论人生问题的文字。像讨论这样的大问题的文章，我想当国文教师的谁都会承认那些不可以当初中低年级教材的事实。”⑩这还只是说内容深浅，而叶圣陶先生则直接从语文学科性质提出批评：“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11但是这些批评并不生效（直至今天我们的语文教材都是这样的），于是独立分科时从传统“大语文”分出去的内容又一点一点被往回拉扯，到1923年至1928年间，据语文教学法专家阮真的调查统计，当时语文学科所设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42种69项名目。12于是引起人们对语文是“内容学科”还是“形式学科”的思考。主张“内容”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譬如传承中华文化、进行道德素养教育等等，今天也是如此，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下面主要介绍一些不大听得到的（也就是歌德说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的）关于语文“形式教育”的意见。1919年民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按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形式以涵养能力，实质以陶冶心性。”“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131924年，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发表《初中国文之教学》说：“国文科的训练，本注重思想的形式上，至于思想的内容，是要和各科联络，而受各科供给的。现在专重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否不致反忽了形式上的训练，喧宾夺主，而失却国文科主要目的，很是一个问题。”141931年语文教育家宋文翰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中说：“国文科在学校的一般科程中，含有特殊的性质，不与其他各科相同。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又说：“从表面看，凡以各科知识为题材，用本国文字写之于纸上，无论是历史性质的传纪，地理性质的游记，讨论社会国家的论文，研究人生问题或别的关于哲学的著作，以及说明自然现象或其他学科单篇的文字，概可以‘国文’二字名之。但从内容上分析，则历史自历史，地理自地理，社会学自社会学，其他哲学、自然科学、美术等亦如此，彼此界限至明，绝不能相混。”151935年我国第一位语文教学法硕导阮真撰文指出，中學国文教学的最大问题，第一条就是“近年教中学国文者多注重文章的内容与思想，而不注重文字的本身与文章的形式”，结果是“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很好的成绩”。161936年夏丏尊向全国中学生发表广播演说：“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并无固定的内容的。只要是白纸上写有黑字的东西，当作文字来阅读、来玩味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材料。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我的话完了，今天说了不少的话，最重要的只有一句，就是说，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17教材编写方面的尝试，则有1935年至1938年叶圣陶、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叶圣陶在介绍这套教材时说：“这是一部侧重文章形式的书，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依我们的信念，国文科和别的学科性质不同，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是拿不出独立固定的材料来的。凡是在白纸上写着黑字的东西，当作文章来阅读，来玩索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工作，否则不是。一篇《项羽本纪》是历史科的材料，要当作文章去求理解，去学习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是国文科的工作。所以在国文科里读《项羽本纪》，所当着眼的不应只是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应是生字难句的理解和文章方法的摄取。……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18可惜这套教材由于抗战爆发没有最终完成，已完成的几种也因国民党政府的排斥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1948年龚启昌《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之检讨》说：“许多学者都主张，‘中学国文应该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这种主张是很正确的。” 20然而尽管有“许多学者都主张”，却并不能扭转大局，百年语文教育基本上仍在“内容学科”的轨道上发展，正如有人无奈地说：“语文教学始终在远离言语的地方蹒跚徘徊，或者刚进入言语的浅处就折道而返，进入到内容或精神的层面中去了。”21再到后来这类讨论也变味了，有人梳理一百年来的讨论轨迹：20年代，“形式”“实质”之争——50年代初期，“实质”压倒“形式”——60年代初期，“文”“道”之争——70年代末期，“工具性”“思想性”之争——90年代，“工具性”“人文性”之争……22“形式学科”命题越来越偏离现代分科教育的逻辑起点，逐渐被道德判断绑架，变成一个难以触碰的政治命题。上个世纪末，那场“拯救中国语文”的大讨论中，讨论的始作俑者就霸气地说：“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而对于语文学习的“形式”，则充满了鄙视和调侃：“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23只有很少的例外，如60年代那场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文汇报》发表总结性社论说：“‘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这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就写文章说，语言文字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但是，在语文教学中，情形适得其反。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24又如2015年一篇题为《语文学习切知：形式更决定内容》的文章说：“语文是一门形式学科。这是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所在。无论是哲学、政治、历史等人文学科，还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无不借助语文这一载体形式表达其内容。语文是各门学科乃至整个文化的载体，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内容必然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将语文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学习研究语言文字这一载体形式如何去恰当有效地表现所表达的对象，就是语文的内容。正是这一点，将语文与其他各门学科从本质上区别开来。除了这一点，语文还拿什么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呢？所以，语文的本质特征就是——它是一门形式学科。”25也说得非常到位。然而纵观整个现代语文学科一百年，总的趋势仍是内容压倒形式。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