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从事职业教育实验活动的团体。上世纪20、30年代，该社进行的中华职业学校教育实验活动和江苏昆山徐公桥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活动，推动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变革。
关键词 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实验活动；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5-0060-05
谈到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实验活动，不能不首先提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该社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倡导、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教育团体，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伍廷芳、宋汉章等48人发起，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根本任务是“沟通教育与职业”，是中国教育史上活动时间最长的教育团体。上世纪20、30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持“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和“敬业乐群”的教育理念，为实现“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职业教育目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建立起集职业训练、职业补习、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于一身的职业教育体系。据统计，1917年至1947年的30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兴办学校10所，职业补习学校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农村改革事业30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进行职业教育实验的先行者。从该社举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教育实验和江苏昆山徐公桥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可以管窥其在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实验活動。
一、中华职业学校教育实验活动
为了进行城市工商教育的实验和提供一所示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8年9月在上海西南区迎薰路南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用“职业学校”命名的全日制职业中学。关于该校的办学宗旨，中华职业教育社曾明确指出：“同人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积习，尤在轻视劳动服务而不屑焉，至学生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补救之道，惟在提倡职业教育，尊重劳动工作，以沟通教育与实际生活。虽然，空言者鲜效，欲举例以示人，不可无实施之机关，……故决设此都市之男子职业学校。”[1]
（一）关于科目设置的调研活动
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科目，以实现沟通教育与社会的目的，是中华职业学校建成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该校的创业者们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黄炎培在深入分析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现状后认为，实业学校“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是导致实业学校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他说：“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然则今时之社会，所需者何业？某地之社会，所需者何业？必一一加以调查，然后立一校，无不当其位置；设一科，无不给其要求；而所养人才，自无见弃之患。”[2]
由上述可知，黄炎培认为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应完全依据社会实际需要确定，而了解社会需求的根本方法在于调查。因此，中华职业学校在学校所在地——上海市西南区展开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学校组织专班对巽与、贫民、崇正、农坛、仓基、留云6所小学进行了调查，共计调查小学生家长 936 人，职业种类187种，并列表统计与比较。统计结果表明，“以铁工为最多，次为小工，次为小贩卖，又次为木工，又次为花业等。小工与小贩卖，不足为固定职业，自当以木工为次多数”。[3]
为了验证调查结论的正确性，中华职业学校又委托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利用学生课余时间，对上海城内肇家滨以南各街道和西南门外各街道的店面进行调查，共计调查了各街商店总数1659种，结果亦表明，以木工和铁工从业人数最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中华职业学校设立了木工科和铁工科。后又根据社会需求，将铁工科改为机械科。该科的招生和就业形势一直良好，成为学校的热门专业，直至 1952 年停办。
中华职业学校其他科目的设置亦是进行了充分市场调研的结果。如该校从市场上了解到钮扣销路很好，供不应求，距上海很近的蚌埠原料丰富，且产量高质量好，遂于1918年6月增设钮扣科。此后不久，为了培养更多对社会有用人才，发展民族经济，抵制洋货，又开设了珐琅科，并设立了实习与生产工场。又如附设中央木工教室以适应县市小学之需要；应各省区教育机关之要求，特设职业教育养成科；应中等学校毕业生之要求，特设留法勤工预备科等。
（二）课程与教学实验活动
中华职业学校的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类：职业学科、职业基本学科和普通学科。职业学科包括机械、土木、商业等，侧重培养职业能力；职业基本学科包括国文、数学等，注重学习职业技能时的基本知识；普通学科则包括公民、体育、音乐等，培养职业以外的种种活动能力。该校初级课程注重基本技能与知识的学习，高级课程则理论学习与实习、实验并重，女生还另设家事课程。此外，该校各科课程设置并不固定，而是随社会的需求不断调整。
中华职业学校在课程的编制上，以“手脑并用” “先做后学”为指导原则，尤为注重学生的实践环节。以工业科为例，“铁工科注重机械实习，兼习铸工、锻工、模型工；木工科注重制造，改良中西家具及教育用具等；珐琅科专制日常应用各种器皿及美术珐琅。纽扣科专制螺甸钮、骨钮、角钮等。”[4]该校课程纲要中对工作法亦有专门的要求，其目的是：“使用了机械工程应用各种材料之来源，用途，及其性质，并养成判别材料优劣之能力；使用了制造木模之各种器械，材料和方法；使明了铁工、冷作三部工作制合理方法，免除三部工作出品之缺械；引导学生对于机械工作之实际与理论贯通，而养成有研究和改进的能力和兴趣，并培养精密正确值信念。”[5]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进行理论讲授外，还需多提供各种工作法上的图表，收集整理机械材料，例如“采集动物植物的标本，并应使学生辨认纯熟，一望而知为彼此为钢或铸铁，为此某号螺丝或某号钢丝……”[6]。
（三）学生的实习活动
中华职业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即明确了“以预备学生将来职业为目的，则所授各种知识，自当特别注意于应用方面，且力求正确精密，俾将来能适用于应用为主”，“对于实习方面特别注重，使生徒半日授课，半日实业，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纯熟为主”[7]的办学方针，故对于学生的实习环节尤为重视。
中华职业学校各科均附设实习工场，主要包括铁工工场、木工工场、钮扣工场、珐琅工场、钣金工场、漆工场、染织工场、电镀工场、藤竹工场等。各工场设备齐全，能完全满足不同科目学生的实习需要。其中，铁工工场主要兼习锻工、铸工和模型工，是设备最为完善、费用最贵的工场。其实，铁工工场在创办之初规模并不大，但因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经济效益越来越好，实习学生人数也日益增多，曾一度出现工场机器不够分配，影响学生实习的情况。鉴于此，该校采取了增加各种重要机械设备、专门聘请德国工程师指导实习、编订实习教材顺序、建筑新工场，将实习与营业分开等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华职业学校各工场内部设施完善、分工明确，每个工场都配有专门的解剖模型，供学生参观学习，方便了解其构造。由导师负责全场事务，同时，还配有经验丰富的工人即导工对学生进行技术指导。实习教材则由工场导师和导工编写，该校编写了我国职业学校最早的一套实习教材。注重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养的实习显然十分有利于该校“培养健全之人格；俾将来得一技之长，足以自谋生活；俾将来成为善良之公民，足以有益于社会”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昆山徐公桥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活动
随着“五四”时期民族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和人们对世情国情的认识深化，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键问题。改变中国面貌要从农村做起，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走下乡之路，遂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农业教育研究会。此后，更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1926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又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教育科在上海市近郊昆山县徐公桥试验农村改进，这是其举办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农村改进试验区。1928年以后，改进区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独自办理。据1932年统计，徐公桥改进区面积为40平方里，人口为3536人。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实验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对此后兴起的其他乡村教育实验产生了积极的促进和示范作用。
（一）实验目的和工作思路的确定
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社会调查是走向职业教育的第一步。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正式开始前，该社曾组织一支19人的调查组，历时两个月对江苏17个县农民生计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不但生活水平逐年下降，而且农业产量也不断下降。根据调查，中华职业教育社确定了实验的目的：通过改进试验过程，培养新型农民，达到以点带面解决整个农村问题的目的。
根据调查，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对实验的工作思路作出调整，即从“富”“教”“政”三个方面开展农村改进事业。对此，江问渔曾有具体说明：“盖论到农村改进实验的分类，当然教、富、政三方并重，而论到进行运用方面，仍当以教育为重心，比如说如何普及教育，如何增加生产，如何组织团体？当然是三方并列的；但增加生产，要着手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如何组织？事前既要有相当的劝导，临时又要有会议的联系，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的功用了……所以教育一项，实在是三方的总策源，是三方的神经主系。”[8]
在明确了实验目的和工作思路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实验区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委员会。其乡村改进实验按照“富教政合一”的指导方针具体展开，并坚持“以教育为先导”的原则。
（二）教育改进实验活动
徐公桥的教育改进实验，首先要解决的是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在昆山县政府和县教育局的支持和资助下，加之私人捐款，逐年增加教育投入，使学校数量从2所增加到6所，另有公立流动教室2所。为保证全区儿童大多数能入学读书，采取了灵活多样、因地制宜的办学形式，如将上课方式分为全日、半日、时间三种：全日制容纳家境较为富裕且预备再升学之儿童入学，半日制容纳须帮助家长做农活之儿童就读，时间制则可以让白日里完全须工作之儿童在晚上7点半后上课。通过这种做法，使入学学生比例从70.75%提高到82.3%，教育经费从1116元增加为4702.8元。
其次是推行成人扫盲教育。普设民众学校，并在各小学内分设识字指导团，镇上一些商店里也设有问字间，动员各种力量扫除文盲。考虑到成年农民整日耕作，闲暇时间有限，职教社还采取了灵活的分区巡回教育。在较偏远的地方，先办露天识字，再办补习学校，并随时随地根据需要设立短期培训班或讲习会。为吸引农民参加学习，教学内容以生产教育知识为主，重点训练农业生产技术。在扫除文盲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社会教育，以农民教育馆为枢纽，通过壁报、通俗讲演、改良说书、民众茶馆、电影、常识展览等各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来增进百姓知识和提高民众觉悟，移风易俗。丰富的成人教育形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据统计，成人识字者由初办时的560人增至结束时的1524人。[9]
（三）经济改进实验活动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实验中，始终非常注重发展和培植农村经济，把改善农民生计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实验者们想了很多办法。然而，“很不容易直接见效的，是改进农产”。黄炎培说：“吾们很虚心自反，书本上的学理和方法，当然不易折服劳苦一生的老农”。于是，“特设农场，从事试验”，“试验某种作物，而各地唯有取他试验结果确认有效的来担任推广。”[10]
该社划出农田20畝，开办试验农场，培植优良品种，向农民无偿提供优质秧苗。同时，注重发展养殖业，如建立合作养鱼池、养蜂场等，引进并推广国外种鸡，传授饲养耕牛的新技术。实验区还建有测侯所，预报天气。开设刺绣训练班，发展土布花边刺绣等家庭手工业，并多次举办产品展览，放映农业科技电影。通过推广农业科技，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得徐公桥改进区的小麦产量由每亩八九斗增加到一石四五斗，养鱼由不及千尾增加到2万3千尾，家禽由每户不到4只发展到每户11只，农民的收入亦大为增加。
（四）社會改进实验活动
为保证实验区各项事业的开展，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实验区内设置了统一领导机构——乡村改进委员会。委员会下辖总务、建设、农事、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个所，负责办理改进区内的一切具体事务。此外还设有民事调解委员会、赞助委员会、款产保管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仓库管理委员会、婚嫁改良会、青年服务团、小青年服务团、儿童幸福会、省节会、长寿会、同乐会等机构。实验区各种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各项实验活动的开展。
为了培养农村改进人才，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30年在徐公桥实验区设立改进讲习所，首批招收10名学员，并聘请教育家黄齐生负责讲习所事务。该社在人才选拔方面，特别强调两点：一宜选取践履笃实，能了解村民心理，易取得其信仰者，不宜选取才具过于开展，肆意铺张者。二须多用本地稳健而有相当才能之青年，与知识开通信用素著之老辈，并使了解自治之真意及在以本地人为主体。黄炎培一再告诫青年要“深入民间”，认为“若做不到，一切办法，无论花团锦簇到什么田地，都是空场面，一分价值都没有。”[11]
三、结语
中华职业教育社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职业教育实验活动的团体，该社的组成人员中，既有留学欧美归国的学者，更多的则是一批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该社举办的上述职业教育实验活动，表明上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教育理论界研究教育的方法从以往的经验研究转向实验、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开始综合采用调查研究等多种科学方法来研究职业教育问题，而教育研究方法的转向进一步推动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变革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如在职业教育的目的上，众所周知我国并非职业教育的原生型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有职业而后有职业教育，我国的职业教育则是在近代政治经济资源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出现的，职业教育首重社会需求。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举办职业教育实验活动时，既重社会需求，也注重从个人谋职的角度考虑，在教育目的上表现出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并重。
又如在职业教育的内容上，清末的实业教育仅限于农业、商业、工业、军工4类，民国初年进行学制改革时，规定实业教育为政法、外国语、美术、音乐等共9类，而1922年后，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所有职业门类。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所包含的专业门类逐步拓宽。
再如对职业教育方法的影响，自清末以来，各类实业学堂的办理重理论轻实践，学生整日读书，极少有机会实习，偶尔的实习也是敷衍了事，实业学堂学生就业形势不佳，当时即有“实业学堂”为“失业学堂”之称，如1918～1921年，江苏甲种实业学堂毕业生，就业者仅为十分之六[12]。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低下亦有密切关系。有鉴于此，中华职业学校在实验活动中，尤重学生职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养，特别强调动手和实践。该校的学生在毕业时都能掌握一门熟练的技术， 学生未等毕业“往往已被罗致一空”，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实验活动还进一步推动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的创立和职业教育模式的探索。如通过长期的实验探索，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逐步形成了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特别是其“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农村改进理论等，打破了对职业教育固有的理解，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内容。教育实验活动还促使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步建立起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和农村改进4个相互独立且彼此相连的职业教育结构体系，并进行了农、科、教统筹的乡村职业教育模式的探索。
当然，毋庸讳言，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教育实验活动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发展职业教育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虽然，以黄炎培等人为代表的一代职业教育改革家献身职业教育的满腔热情与“职教救国”的善良愿望在旧中国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一些有利于实验区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积极效果。
参 考 文 献
[1][3] 教育与职业[J].1922， 5（36）：23，25.
[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M]//璩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18.
[4][7]中华职业学校的示范[M]//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44，443.
[5][6]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各科课程纲要[M].中华职业学校，1935：56，57.
[8]江问渔.农村改进与农村教育[J]，中华教育界，1922（4）：34-35.
[9][11]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392，398.
[10]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33-236.
[12] 谷小水.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1866—1927）[J].历史档案，2000（2）：93-98.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For Example
Chen Jingrong
Abstract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is the earliest group engage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in Chinese modern time. 20，30’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Chinese Vocation school educational experiment and the XuGongqiao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in Kunshan， Jiangsu of the agency， further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purpose ，content ， reform of method and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so promoted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Author Chen Jingro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ducation of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