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费正清历史观下的大跃进可归纳为原因、结果和思考三方面，民众对中央惯有的遵从是大跃进发生的重要条件，经济上的人为饥馑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是大跃进带给中国发展走向的转变，大跃进既是突破苏联模式的尝试，也是延安运动和历代民众运动影响的结果，是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再现。
关键词：大跃进;费正清;历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134-02
历史视野，即历史观、历史眼光，就是把某一问题置于具体历史时空中全面审视，既联系该问题之前的历史以探索其发生的合理性基础，又密切关注其后的历史，做到高屋建瓴、客观评价;既深入剖析其内部因素以揭示各个环节的互动与关联，又重视其外部环境的影响与作用。费正清作为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始终以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问题，这在他对大跃进的研究中可见一斑。
一、发动大跃进的重要条件：民众惯有的遵从心理
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须由地方当局付诸实行，而中国民众惯有的顺从性则是推动中央指示顺利落实的强大力量。费正清用历史眼光审视中国民众的心态，认为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度培养了民众对中央权威的顺从情感，并使这种顺从情感逐渐固化和沿袭下来，成为中央有效动员群众的有利条件。
费正清认为，在大跃进发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地方官员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果的关键因素[1]”在提倡以谦虚的态度开展工作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干部依然采用诸如报告、请示的机械方法向上级汇报工作，保留着浓重的官僚习气，地方管理阶层只管发号施令，而不切实地为人民服务。一些以政治家起身的官员，甚至只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或无限忠诚而向上汇报成绩。但事实是，由于急于求成、工作粗糙，很多迅速成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未有效运转起来;另一方面，地方干部的服从心带动了群众的歇斯底里，最终将大跃进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费正清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民对中共领导保持着高度的服从性，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党和国家当局的服从心，就产生了群众24小时“连轴转”地工作，几乎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抛弃了一切束缚。
二、大跃进的结果：开启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转折
大跃进猛刮“共产风”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的滑坡，面对经济颓势，领导人在经济发展政策上产生了分歧，在一味追求平均主义的风气中，这种分歧被放大为政治上的分野并成为宗派斗争的开端。
（一）经济上的人为饥馑
费正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认为大跃进起初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收成有所增加，但经济繁荣只是短暂的春天，随着大跃进运动弊端不断暴露，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在1952～1957年期间，在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别增加9%和30%[2]的情况下，国家征集的谷物几乎几乎完全没有增加，而又必须偿还苏联贷款，牺牲农业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此外，人口过度集中，甚至超过工业化程度，带来了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和城市失业的现象。费正清指出，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脱离实际的做法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农业陷于欠收和半饥饿状态，以致农民完全失去了信心。
（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
无独有偶，经济灾难之后，政治上不妙的转折接踵而来。中央政治局向来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这种民主协商的办法具有凝聚各阶层力量办大事的好处，然而，大跃进之后，一些领导人逐渐偏离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道路，陷入宗派主义的邪路。1959年，生产数字浮夸、大练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等经济弊端日益暴露，在庐山会议上，一些正确的意见被当作对个人的非法攻击而受到批判，党内人士扭转大跃进脱离经济发展轨道的努力被吞噬了，宗派主义斗争的大门由此打开，大跃进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庐山会议之后掀起的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的势头更加强劲，从而变本加厉地加重了灾难性的后果。
费正清将大跃进置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察，客观评价这场运动：“尽管大跃进未能持久，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了不起的运动。这种动员劳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做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做的一种努力。[3]”同时，他指出这场运动存在不足，“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电力学和应用力学” [3]。这也体现了中共在实践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曲折性和漫长性。
三、反思：大跃进是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再现
费正清将大跃进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既在纵向上追根溯源，在以往的发展模式中寻觅先导性因素，又在横向上联系同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从时间和空间交叉的多维角度揭示大跃进的面相。
（一）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尝试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多数参照了苏联模式。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等人领导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悄然发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八年中，在经济发展领域又回到苏联的模式。直到1958年，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拿出了通过大跃进来发展经济的方案。通过比较，费正清认为中共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不可不加区分、一概而论。中共成功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农业问题，但在解决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就比较困难;在农村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未必适合城市。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斯大林的工业发展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同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相比，1950年的中国，其人口是俄国的四倍，但生活水平只达到俄国的一半。普遍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因此，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既不足以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物质支撑，也不足以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机器和供养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经济学家提出降低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比率（当时占到了48%）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把一部分投资向轻工业方面倾斜，增多轻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这样做对农民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物质刺激，进而将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上级部门也将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农业革命“本来是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经的道路”[1]。然而，这种主张与当时的决策格格不入，领导人试图通过提高农民思想觉悟而不是物质刺激来增强生产动力，显然，这包含了对农民心理极大的而且不可靠的推测。这种建立在唯意志决定论之上的发展之道如风中垒沙，必然失败。
（二）延安群众运动的复现
费正清通过对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分析得出，以民众动员为基础的大跃进是延安群众运动的再现，领导人倾向于通过发动群众、打击官僚主义等延安群众运动的成功方法实现他们的愿望。延安时代的平均主义理想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平均主义意味着可以通过满足受苦群众的需求和剥夺富裕人群的财富或权利，简单地达到极权主义控制的目标。但从历史上看，它似乎也可以代表沟通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并使之获取平等地位的一种尝试。这样，大跃进的最初想法就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考虑到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过中共的长期战斗，他们对社会建设可有可无，加之当时有人宣称书本是无用之物，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无情打击。
（三）历代民众运动的演化
在《观察中国》一书中，费正清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认为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徭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互相监督、互相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妙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费正清认为，建国初期的中共领导人借鉴了前任动员民众的精神，并因时因地制宜，加入了新的方法。大跃进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劳动工具，浩浩荡荡地走进庄稼地，就像对待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使足力气进行劳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景，是因为发动大跃进的最主要想法就是认为充分的社会动员可以使经济问题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大量地使用人的劳动力，就能扭转经济颓势。当然，劳力在开挖运河、利用水利灌溉农田等大型工程的建设方面的力量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大跃进期间的人工湖泊和水渠在今天的农村依然随处可见。费正清对此提出了质疑：这种奋不顾身的大量体力劳动同先进的技能和机器相比，对平均生产力的提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他提出，劳力的动员应当以能够切实提高经济效率为前提，不然只是徒劳。
在阅读与研究《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美国与中国》和《中国观察》等著作的基础上，本文对费正清历史观下的大跃进研究做了简单梳理与总结，由于笔者资质愚钝，所述难免有不妥之处。费正清的历史观不止体现在对大跃进的研究上，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中都贯穿着历史观的研究方法;同时，费正清对大跃进的研究也不仅限于所列书目中，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对大跃进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费正清站在历史视野的高度，为我们展现了大跃进的全貌，无论是中国史的初学者还是淫浸已久的高手都应借鉴并灵活运用这一研究方法，以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参考文献：
-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