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和长期探索生态环境建设得出的重要实践结论，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又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关键词：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7)04-0018-09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任务，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摆在了全党面前。提出生态文明命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有了新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有了新提高。它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和长期探索生态环境建设得出的重要实践结论，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最新理论贡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消灭荒地荒山，绿化祖国，美化环境；五业并举，重视林
业，保持水土；国家调控管理生态环境资源
改变因长期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项紧迫任务。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1］277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植树造林为抓手，以加强林业建设为重点，以消灭荒地荒山、改变自然面貌为目标，开展了务实有效的绿化祖国、修复生态、保护环境、调控资源、防治病虫害等工作。
在绿化祖国方面，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就向全党提出了消灭荒地荒山任务。毛泽东同志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2］26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的工作重点，也是尽快修复生态和改善环境的中心环节。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号召后，紧接着提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2］67任务。1958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造成的破坏，他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2］51，“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2］77目标和任务。
在林业建设方面，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林业是一个大事业，每年都为国家创造财富，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2］41，一定“要发展林业，……林业，森林，草，各种化学产品都可以出……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才是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2］57 。毛泽东同志曾在《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的批语中，对森林资源给予了高度肯定：“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78。如何处理林业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粮食生产不是农业的唯一任务，“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2］他还十分形象地阐述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2］71。“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免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3］
在管理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由国家统一调控和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重要生态环境资源归国家所有，国家兴修水利、防洪防旱，保护土壤资源，保护森林、发展林业，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保护野生动植物，防治病虫害。［4］ 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的第6条也作了同样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①，即把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规定为国家所有。1978年宪法将“其他资源”修改为“其他海陆资源”。1982年宪法第9条规定更加明确，“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动物保护，毛泽东同志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角度提出了“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1］262要求。为落实这一要求，国家先后于1950年、1957年分别颁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暂行条例（草案）》。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示，要“在七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1］262。更为可贵的是，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提出了加强植物保护与检疫工作和基本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口蹄疫等病疫工作。
在水土保持方面，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治水与改土相结合，狠抓水土保持工作。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注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要求，“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之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1］262。之后，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5］上升为全党意志，于1957年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并号召全党重点“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6］。对于垦荒工作，毛泽东同志要求全民在垦荒的时候，“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2］38，尤其要避免水土流失。实际工作中要坚持治水与改土两结合原则，对水土冲刷地区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工作，对山水田林进行综合治理，不能只抓治水不抓改土，应通过深耕去改良土壤的性状。
在环境保护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7年期间，因生产力和工业化水平不高，问题不是十分突出，但在1958—1972年期间，由于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影响，特别是工业化步伐加快，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抬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和警觉。周恩来同志认为，“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了，就是保护了最大的生产力，是最大的财富”［7］，应加以高度重视。他在1970—1974年期间，曾就环境保护问题先后做过31次讲话。［8］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该小组曾先后于1974、1975、1976年分别下发了《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关于环境保护的10年规划意见》、《关于编制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