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士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日民主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
文学与艺术的复兴
抗战期间，重庆的戏剧进入了鼎盛时期。除戏剧外，其他的文学形式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重庆，各种诗歌座谈会、讨论会定期频繁地召开，有时几乎每月1次。除了综合性报刊以大量篇幅刊登诗歌，还出现了诗歌刊物，如《诗垦地》《诗丛》《中国诗艺》《诗歌月刊》《诗生活》《诗文学丛刊》《诗报》等。诗人们积极组织各种诗社开展活动，如1937年重庆青年爱国诗人组成了诗报社。1942年王亚平、柳倩等诗人发起成立春草诗社，以临江门茶馆为活动场所，论诗、谈诗。诗界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诗人节”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方式。1941年3月，诗人方殷倡议把5月端阳节定为中国“诗人节”，得到诗人们的赞同。同年5月便在重庆举行了首届诗人节，诗人们踊跃赴会，赋诗、座谈，盛况空前。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另一种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不多见的诗体又兴盛起来，这就是叙事长诗。如艾青的《向太阳》与《火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与《古树的花朵》，老舍的《剑北篇》等都是叙事长诗的力作;到了抗战后期，反动派的专制独裁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反抗，掀起了政治讽刺诗运动并将其汇入民主运动的潮流。其中，袁水柏《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山歌续集》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谣、儿歌、流行曲调写诗，易读易记易唱，因而在重庆乃至全国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1937年9月，胡风在上海主办文艺刊物《七月》，10月被迫迁至汉口，1938年胡风来渝，1939年7月《七月》第4集第1期在重庆出版，1941年9月被迫停刊，1945年经胡风多方努力，《七月》终于复刊，但被迫更名为《希望》。这两种刊物都为诗歌辟出了大量篇幅，培育和造就了抗战诗坛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
小说的繁荣，体现在以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抗战期间，不少著名作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创作出许多广为流传的名篇，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巴金的短篇小说《还魂草》、中篇小说《寒夜》和长篇小说《火》等，老舍的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和长篇小说《火葬》等，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吴组湘的长篇小说《山洪》等。此外，这时期活跃在重庆文坛的小说作家还有王平陵、张恨水、李华飞、谢冰莹、端木蕻良、金满城、刘盛亚等，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概而言之，抗战时期重庆的小说领域由初期的相对沉寂到中后期的硕果累累，这一顽强生长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小说作家队伍的实力和后劲，促进了整个抗战文学艺术的繁荣。它以“抗日民主为内容，暴露讽刺为特色，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重庆荟萃了一大批国内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李可染、赵少昂、伍蠡甫、邵一萍等都在重庆举办过个人画展，汪子美、高龙生则举办过“小人物幻想曲”漫画展。1944年，重庆举办了第3次全国美展，许多画家参展。抗战期间，美术各领域都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漫画如丰子恺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劫余漫画》，叶浅予的《重庆小景》《逃出香港》，廖冰兄的《抗战必胜》《猫国春秋》;油画如杨建侯的《军民合作》《游击队之战》，艾中信的《枕戈待旦》，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宣传画如杨立光的《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大武汉》等;版画在这时期尤为活跃，1937年丰中铁、刘鸣寂发起成立重庆木刻研究会。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敵协会迁来重庆，于1939年4月6日至8日，举办了第3届全国抗战木刻展览，展出作品571幅，观众约1.5万人，雕塑方面的优秀作品有刘开渠的《抗日英雄阵亡图》，王临乙的《汪精卫跪像》，傅天仇的《望夫石》等;摄影方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毛松友，他在上海被日寇占领前夕撤离，辗转于粤、桂、黔来到重庆，沿途拍摄了数百幅记录难民生活的照片，在重庆还拍摄了大量难童逃亡、日机滥炸、大隧道上千人窒息而死等历史资料，弥足珍贵。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美术各领域都围绕抗日救亡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与其他各艺术形式相配合、相呼应，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大批电影工作者云集重庆，重庆电影事业进入高峰。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先后迁来重庆，成为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一大批从上海撤退的爱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经武汉又撤到重庆，参加了中电或中制，大大充实了这两家国营电影机构的力量。那时在孤岛上海和“次殖民地”香港，虽也有极少量直接或间接关系着抗战的影片，但大多数仍为营利性的娱乐消闲片。只有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8月，4年间，中电共出品电影77种，中制共出品电影60种。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界以聂耳为先驱，以民族抗战为背景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193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1939年重庆成立普及群众歌咏运动委员会，定期举行大型群众歌咏会。1939年底还在重庆成立国立音乐学院及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团。这时期成立的音乐团体还有中华交响乐团、山城合唱团、重庆业余交响乐团等。这些团体和机构积极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使音乐歌咏活动空前普及。当时许多知名音乐家都聚集重庆，如马思聪、黄友葵、吴伯超、喻宜萱、朱崇懋、盛家伦、张权、李凌、赵渢等。为了进一步推动新音乐运动，1940年1月，李凌、赵渢、沙梅、盛家伦等把新音乐工作者联系起来，发起组织成立了新音乐社，接着又创办了《新音乐》月刊，专门发表新音乐作品及理论文章，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为重庆音乐的普及与提高都作出了贡献。
史学与哲学的繁荣
史学研究领域这时期的特点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眼光从故纸堆、或书本上，放开到整个现实上，虽然历史学术离不开故纸堆，离不开书本，但眼光却必须放到面前的现实上，目标必须放在国家民族上”。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批以史为鉴鼓舞抗战斗志的史学著作，如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汪啸凡的《中国历代兴亡鉴》，教育部编的《中国历代贤豪传》，王敬编的《中国名将传》，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名人传》等，以及当时兴起的历史剧热潮都是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产物。此外，还取得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黎东方的《中国历史通论》，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特别是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深得毛泽东赞喻：“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抗战时期哲学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侯外庐、杜国庠、纪玄冰、赵纪彬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二是这时期开始对西方哲学名著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当时由贺麟主持，以在重庆的哲学专家为主体成立了西洋哲学著作编译委员会，做了大量介绍西方哲学的工作;三是在各大学里普遍开设哲学课，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使得哲学研究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经济学是抗战时期颇为兴盛的领域。除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外，各大学和民间组织也成立了若干经济研究机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均设有经济系，拥有许多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重庆大学的马寅初、丁洪范、朱祖晦、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柯瑞麒、叶谦吉等教授;复旦大学的潘序伦、卫挺生、李炳焕、樊弘、吳其祥、张光禹、李蕃等教授。他们一方面适应教学需要编写出高质量的教科书，如张光禹的《经济学原论》、叶元龙、夏炎德的《经济学原理》等;另一方面，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经济思想和爱国主张，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自然科学界的突起
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为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界人才的作用，科学家们要求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抗日民主的有生力量。
1939年春，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部分教授组织发起自然科学座谈会。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1944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拟定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的文件，分别向国统区各大城市征求科学工作者参加发起活动，很快得到李四光、竺可桢、任鸿隽等著名科学家及其他科学工作者100多人的热烈赞成，共同发起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在重庆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中国科协在章程中号召：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同广大人民一起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的情况，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1944年，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税西恒等专家学者又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九三学社）。它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在成立宣言中发表了8项基本主张，以后又多次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实现政协决议等政治主张，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政党。
1939年冬，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由徐冰直接领导从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协会（简称青科技）。南方局对这一组织的要求是：以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掌握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广泛团结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钻研、交流科学技术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号召的群众团体;还要求，在广泛的公开活动中建立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获取有用的情报资料，并安置一批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必要时执行党的秘密任务;以及培养和物色一批思想进步的科技人员，根据需要送去解放区或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
经过多方联系活动，1940年5月在重庆正式成立青科技。此后，陆续在成都、贵阳、桂林、遵义、昆明、城固、浙东等地筹建了分会，1941年初会员达200余人。“皖南事变”后，各地白色恐怖严重，南方局遂指示“青科技”暂停公开活动，骨干与会员之间改用个别交友方式保持联系，开展一定的思想影响工作;一部份骨干改做党的秘密或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方局指示恢复青科技的公开组织工作，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后来为了扩大会员和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青科技改名为中国建社。
抗日战争后期，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党员和青科技成员到美国留学。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定协议，以“租借方案”和自费留学方式，派遣一批大学毕业生和技术骨干去美国留学或实习，前后有1000多人出国，加上此前出国的，为数更多。这是一个人才库。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各种关系，通过不同渠道，安排一批各有专长的党员通过官方考试或自费赴美留学。并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广交朋友，为抗战胜利后参加建设工作做准备。
遵照南方局的指示，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和“建社”成员，一面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一面广交朋友。1945年夏，董必武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到纽约主持成立了以“星五座谈会”为代号的“中共在美领导小组”。在该小组领导下，从1946年初到1947年，在美留学、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仿照国内“建社”的形式，在留美科技人员集中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明尼苏达、旧金山、洛杉矶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建社”和类似的小型科技组织。而后又在美国中部、东部、西部建立了“美中”“美东”“美西”等地区性中型科技团体。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1948年便开始组织一些科技人员或回解放区参加建设，或到国统区准备迎接解放。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50年代中期，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留学或工作、造诣很深的高级科技人员相继回国，形成了一次次高级科技人员回国潮。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创业、献身的一些两院院士、不少学科带头人、著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赵忠尧、张文裕、姜圣阶、唐敖庆、侯祥麟、罗沛霖、兰毓钟、涂光炽、计苏华等，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回国的。这是南方局在恶劣艰险环境中，寓进于退，变逆境为机遇，培养的一代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献身的民族精英。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