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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积极发展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放松市场准入方面的管制，提升企业主体的活力。尤其是自民营经济进入与发展以来，在许多制造业行业中，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混合发展的格局，而制造业产品如何定价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遍布世界。随着世界及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制造”低成本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软肋”日益明显。如何迎接转型升级的挑战、做强中国制造业？有学者在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1]和设计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2]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往往忽略了制造业的微观价格机制，从而难免忽略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制造业具有类似于自然垄断的显著特点，即固定资本投资巨大、投资收益的时间间隔较长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等。依据自由市场价格经济理论，沉淀成本高的行业是不愿意进行价格竞争的，因为企业在制定价格时，在理性选择过程中一般不会把沉淀成本计入，即排除或忽略了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的影响，仅仅考虑边际成本或可变成本。尤其是当沉淀成本很高时，市场竞争越激烈，越容易把价格压低到使每一家企业都亏损的地步[3]。因此，需要突破新古典经济理论零沉淀成本的假设，以客观条件上的沉淀成本与主观条件上的不确定性的不同组合分析制造业，从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目标。
从表1的四个方格框中可以看出，在零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制造业的经济效率根本无需考虑未来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即不管认知成本为零还是完全理性都是一样的是零不确定性（完全理性）还是完全不确定性，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如表1中A那种情形和B那种情形。即使处于完全不确定性情况下，因为没有沉淀成本，可以毫无成本损失地撤销以前的投资，也会做出优化投资决策。但在正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如表1中C情形那样，因没有不确定性，完全理性（即认知成本为零）的决策者也会实现帕累托最优。正沉淀成本且完全不确定性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恰恰符合制造业的发展现实：一方面，从客观条件上看，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或沉淀资本，资产专用性极强；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上看，认知成本大于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只能依靠猜测进行决策，很容易造成投资错误。又因沉淀成本产生经济体制调整问题，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此时，如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那么就会导致亏损或破产，从而需要考虑非线性定价机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进而给予这些行为以合理解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本文则从沉淀成本角度出发，提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弥合理论模型与制造业发展现实之间的缺口，最终将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否则，仅仅依靠自由放任，制造业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沉淀成本为零与完全竞争市场
阿罗—德布鲁模型源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市场经济模型，其中生产要素充分流动（Full Mobility）是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关键条件。某时点上的某些产品与未来某时点某组产品的交换，与即期交易之间没有多大差异。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线性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无需任何私人秩序和政府干预，因为这里的契约具有完全执行的特征。更进一步地讲，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契约里载明了所有意外事件。因此，无需对契约条款做再三的谈判。而这一市场竞争模型则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即投资者可以轻松地撤销错误的投资。然而，制造业需要专用性极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流行经济理论的假设不同。例如，铁路业有相当大的沉淀成本，铺设铁轨是一项巨大的投资，如果出现投资错误，不可能不费成本地将铁轨转换成计算机或时装店。这笔投资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失去，除非可以从别的地方获得一些补偿。一般说来，即使有补偿，与初始的投资成本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4]。可以说，不论信息完全与否，只要投资失败没有任何损失，生产资源具有充分流动性，企业资源便可以顺利进入或退出市场，不会发生任何形式的市场失灵。即使处于收益递增状态，企业仍然会实行平均成本定价，至少会实现帕累托次优[5]，并不阻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事实上，固定资本折旧作为经验性规则设计出来，是使公司收回其最初的资本品的一种虚构成本。在排除固定资本的情况下，市场供求力量便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边际成本定价普遍盛行，完全成本定价法消亡[6]。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的运作模式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辙。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都对应着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样，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那么卖家的售价就会随之上涨。如果售价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进而迫使卖家调低价格，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