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构建财政分权及国家政策对于教育支出影响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间西部地区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教育层次的升高，抑制作用在减弱；2002、2003年两次税改缓解了西部地区对教育支出的抑制；另外，还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对教育支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集权更加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
关键词：财政分权； 西部大开发； 教育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37-0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断增长，经费总量不断增多，民众的各级受教育机会也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源的受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然而，教育快速发展与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加之西部地区内部的城乡间、区域间及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问题，教育贫困、教育公平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不仅受制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影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尽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但因其收益的长期性、风险性和外溢性特征，私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这也为政府公共财政的介入奠定了契机。鉴于目前我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形势（Li and Zhou，2005），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支出责任，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是研究现代政府行为的重要课题之一。
1. 理论回顾
目前，对中国教育投入不足及其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有很多，综合而言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导致教育投资差距的经济原因。其主要观点是将教育资源配置差距的原因归咎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或经济发展落后而导致的教育财政不足（杜育红，1999；王蓉，2002、2003；李茂生，陈昌盛，2005），以及认为这种差距是由家庭、社会等支出主体对教育投入的不同参与或成本负担责任划分不合理等因素引发的(杨东平，2005；邓聿文，2005）。其二是财政分权理论或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而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则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为主，认为与联邦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通过引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竞争机制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Tiebout ，1956；Oates，1972）。而第二种观点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降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以及忽略社会福利型公共产品的供给（Keen，Marchand，）［1］。鉴于我国的情况，Blanchard和Schleifer （2000）认为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并对地方政府保持了比较有效的政治控制。Li和Zhou（2005）认为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的特点是政治集权制度下的经济分权，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实行政治集权的同时，又在按照一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奖惩、提拔官员，这种对上负责的体制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政府间的竞争往往会对社会福利投资的忽略。
具体到教育领域，Mauro考察了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及教育的影响，发现腐败的政府会将更大比重的资金投放到基础设施，而降低教育支出的比重［2］。但Simone在考察了巴西的财政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之后，却发现财政竞争对教育并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乔宝云、范剑勇（2005）认为经济增长与义务教育的供给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财政分权对所有地区的义务教育供给都带来了负面影响［3］。另外，张晏、傅勇（2007）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给基础建设投资带来积极影响，而对教育的支出却有不利的作用［4］。
由以上关于教育投资差距的理论得知，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及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学者来说有着显著的差别，即使是在同样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鉴于以上学术争论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分权制度究竟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和公共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加以说明。
2.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Mauro在研究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时采用线性函数关系，以财政分权作为自变量，以各级教育支出的比重作为因变量。乔宝云、傅勇和张晏同样也是采用线性模型来研究财政分权等制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本文参照以上方法，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财政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的投入力度，同时以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为衡量生产建设型公共支出的代表，与教育支出对比，以此反映政府在公共支出中是否存在结构偏差。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2、2003年收入所得税改革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力求客观的反映各因素对政府公共支出的作用。另外，本文以各省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占全国相应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具体如下：
ELEX代表普通小学经费支出，可以采用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各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JUEX代表普通初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本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UNE代表普通高等院校支出占各地区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重，INEX代表基础建设支出占各省财政预算内的比重，FDre代表各省财政收入分权，以各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表示，FDexit代表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分权，以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PGDPperit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FR、PFE分别代表各地区的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和支出。RGDP代表各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用以考察各地区财政竞争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关系。D2002、 D2003为虚拟变量，代表2002年、2003年两次收入所得税改革；T2000代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虚拟变量。表示参数， 表示残差量。I表示代表各地区，t代表年份。
政策虚拟变量D2002、 D2003是用来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2002年、2003年两次实施、调整的所得税分享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T2000是用来描述我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教育支出的影响。
模型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财政年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人口年鉴》
3. 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的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包，使用pool数据方法进行检验。另外，上述模型只是一个预想的理论模型，在实际验证中部分变量与设想的并非完全一致。为了保证方程的最优拟合效果和计量结果，一些没有通过检验的变量将被删除。但这并不会影响理论建模的基本形式。具体的结果见表1。
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0%、5%及1%以下的显著水平。相应的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没有组别效应，White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同方差，Hausman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基本建设支出分析、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的教育分析拒绝零假设，因此采取固定效应。常数项省去。
3.2 模型结果分析
3.2.1 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权对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从某种程度说明，1994年财政分权后，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分权难以体现各地区的财政投资努力程度。
支出分权对于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为负，对于基本建设的影响为正，说明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导向会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得到挤占而基本建设却得到了大力发展。从教育内部看，分权对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挤占影响强度的边际影响系数依次减弱 （系数分别为-0.03、-0.028、-0.013），说明地方政府在教育内部支出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功利主义”，即轻义务教育，重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资结构偏差。
3.2.2 所得税改革对政府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2002、2003年的两次改革对小学、初级中学、大学、基本建设的边际影响率分别为0.78 （0.26）、0.33 （0.18）、0.25（0.129）和-1.73（-0.91）（括号内的数值为2003年的边际贡献系数）。各级教育的投入影响都为正值，说明国家两次税改的初衷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另外，在教育内部，义务教育比高等教育的边际系数高，说明中央政府对于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所采取的转移支付政策是正确的。进而也说明了对于义务教育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更有利于其发展。
对于基本建设而言，两次税改的边际贡献率都为负值，并且影响最为显著。说明中央参与地方所得税的分享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于地方，有利于纠正地方建设性投资比重过大，有力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3.2.3 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结构和教育投入的影响。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0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基本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开发战略对基本建设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小学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最后是初中教育，其边际贡献系数分别为：4.35、0.37、0.2、0.15。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紧张问题，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3.2.4 其他经济因素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影响。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通过检验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种情况与拉蒂•拉姆（Rati Ram）的观点较为符合。拉蒂•拉姆在研究政府教育支出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5］。
②人均财政收支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的影响。
从表中结果看到，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提高会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关系改善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巨大的预算外资金，其实际的支出结构并非与此结论一致。因为，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失效会导致政府公共资金配置效率恶化和结构偏差［6］，这种对于基本建设投资的狂热偏好是出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显著“追赶效应”的作用。③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速率RGDP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促进作用，而对于教育有抑制作用。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建设的投资拉动而获得。同时政府对基础建设投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教育的支出。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理论的回顾，构建了财政分权及其wb 国家政策与教育和公共支出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碱性检验，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财政分权制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对教育的投资则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在教育内部，对义务教育挤占的程度要高于非义务教育，进而验证了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存在及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使得公共支出结构进一步扭曲。
第二，2002、2003年的两次税收改革有力地缓解了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说明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实行一定的中央集权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但对于西部地区基础性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更为显著。
第四，经济增长和人均财政收入、支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福利型公共支出起到抑制作用，而对基本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财政分权及其他社会政策对西部地区教育和公共支出的不同影响，本文建议对义务教育应当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这是促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稳步发展的有效之举。
参考文献：
［1］ Keen, M. and M. Marchand. (1997).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6：33-53.
［2］ Mauro, P., 1998,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9：263-279.
［3］ 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7.
［4］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3):34-45.
［5］ Rati Ram,Public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inIndustrialized Countries：An Analytical Comparison ,1991:14.
［6］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5.
［作者简介］康建英（1972-），男，河北定州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8-06-21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