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适因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3月4日），以供清华学生在出国留学前，能够了解增进国学知识的方法与管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开列的书目中，出现若干戏曲书目，如《元曲选一百种》、《六十种曲》、《笠翁十二种曲》、《缀白裘》等。本文从此现象出发，主要讨论重点有三：第一，在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风气盛行的学术氛围下，戏曲是如何被纳入“国学书目”之内，其中是否可反映出胡适自身之学术主张与文学思想；第二，胡适所开列之戏曲书目，又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列之戏曲书目有何不同，其中如何展现各自的特色与主张；第三，戏曲自晚清以来，多依附为小说之属，当“国故运动”展开之后，戏曲便得以凸显自身的发展脉络与价值，其中胡适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胡适；国学；国故运动；梁启超；戏曲
一、前言
1923年3月4日，胡适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以下简称《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此书目是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提供该校学生在出国留学前，能够了解增进国学知识的方法与管道。然而，看似一篇青年学子向北京大学教授请益的文章，却引发后续诸多学者对于国学书目的论争。如将这篇文章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来看，即可发现，此书目不仅仅是身为师长的胡适给予学生的建议，更多是蕴含了胡适个人之学术思想与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份书目中，竟出现若干戏曲书目，如《元曲选一百种》、《六十种曲》、《笠翁十二种曲》、《缀白裘》等，其中含括了金元诸宫调、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花部戏曲与戏曲史专著。从中可以看出，胡适是有意识和系统地依据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来构思书目安排。如从“国学书目”的立场来看，胡适放入多达13种的戏曲书目，可谓前所未有。换句话说，此份书目是否代表着戏曲正式进入“国学”概念之下？而这究竟是胡适个人之见解，抑或是当时整体的学术氛围所造成？其背后之动机与影响究竟为何？以上，为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目前，学界对于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已有诸多探讨，所关注之重点，多集中将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2}（以下简称《国学入门书要目》）相比较，以及后续所引发之“国学书目”论争议题。如傅正《略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③、罗志田《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1}、董德福《简评二十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2}等文章，都是以梁、胡二人所列之国学书目为讨论对象，探讨二人书目之差异与学术主张之异同。
徐雁平《20世纪20年代国学书目推荐及其文化解读》③、张越《“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4}、王存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5}等文章，则是将二人之书目，置于当时学界对于“国学”、“国故”等概念的论述脉络下进行探讨，并将论述场域延伸至后续国学书目之论争，以及1925年由《京报副刊》所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以此作为整体的论述背景与脉络。
如从胡适与戏剧（曲）之关系来看，目前，多数学者仍将讨论重点集中在胡适与《新青年》派学者集体抨击传统戏曲的激进五四时期，部分学者则针对胡适与戏曲之关系进行探讨，如刘恒《胡适与戏曲》⑥、黄艾仁《风风雨雨真情在——胡适与梅兰芳的交谊始末》{7}，以及蒋星煜《胡适与元杂剧、明清传奇》、《胡适与京剧》{8}等文章。这些论文多以胡适出国留学前的观戏日记为基础，辅以其为戏曲类书籍所撰之序，以及与梅兰芳、齐如山等民国时期剧人之往来书信，作为主要研究依据。
综观上述，如谈到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时，学者普遍将重点放置在国学、国故运动、历史观与文化史观的论述脉络下进行探讨，并将其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进行比较，评价此二书目之孰是孰非。目前仍然少有学者针对戏曲书目出现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这一现象本身进行探讨。此外，在谈到胡适与戏曲相关议题时，亦多是在胡适反对旧剧的主流论述下，尝试开辟不同的论述场域，或是只为“一个空白的填补”。{9}
本文期望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国故运动”和戏曲研究等相关议题，进行关联性思考，并尝试进一步探讨胡适是如何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透露出其文学思想与戏曲主张；胡适与梁启超所列之书目有何不同？将戏曲纳入国学范畴之内，又是基于何种立场；对20世纪初的戏曲研究而言，“国故运动”和胡适的戏曲观，彼此是否产生影响？以上，即是本文所讨论之重点。在进入讨论之前，将先针对当时“国故运动”之发展背景进行概述。
二、胡适与“国故运动”
当谈论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风气，最引人瞩目的即是其时盛行的“国故运动”。“国故运动”的开始，并非是一个经过缜密构思和计划性推行的运动，而是由毛子水、傅斯年等人在杂志上发表有关“国学”、“国故”的文章后，进而引发其他学者加入讨论，最终在知识界与学术圈中形成风潮；以至于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1923年北大创办《国学季刊》、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院，并邀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执教，人称国学院“四大导师”。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皆可视为“国故运动”的影响与持续。
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其认为国故代表“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并认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因此，要用“科学的精神”去重新研究国故学。{1}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以张煊为主的《国故月刊》则出现另一种声音，并发表《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2}一文，对于毛氏之说法多有批判。而后毛子水又于《新潮》第2卷第1号刊登《〈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之订误》③，加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