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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解析日本企业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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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传统心理对其企业文化的影响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
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而这里的强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成功的团体、民族),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10]１853年美国舰队轰开了当时较落后的日本国门，日本人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拜美国为师,吸收西洋文化,终于在１868年发生明治维新的划时代变革。[11］这种源自危机忧患意识的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意识已深深淀积在他们先祖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已成为一种民族特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使日本民族成为一个敢于开拓冒险、勇于创新、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民族。日本企业无法例外地秉承了这种民族心理,使它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成功的机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挠，善于学习吸收别国先进的为我所用的优点和长处,无论世界哪个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术出现，它总是不惜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搜罗回来,使自己的不断强大,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意识反映到企业战略上则是宁可容许企业发生赤字,也不能将市场占有率让给竞争对手。即使在销售额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增加销售网点、加强促销活动，保持企业继续上升的势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市场占有率让给对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超过竞争对手,就会逐渐被淘汰出局。这做就了他们知难而进的强者性格和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大获成功的冒险精神和命运！
有人说:“这种传统民族心理发展到极处，则表现为活着就要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强者、成功者，一但失败,则去跳楼自杀吧，无人会可怜一个失败者，日本民族是一个容不得失败的民族。”[１2］虽然,日本的自杀率较高,一些文学作品流露着欣赏死亡的审美倾向。但是,对于日本绝大数人来说,是不存在如此极端的心理的。
2、务实心理
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思辩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如后面所提到的“即物主义”性格。［13]
现代的日本人，在经济上有总体规划，又尊重经济规律,让激情与想象的热流注入客观规律的模子,浇铸出切实的产品,而不是恣意妄为及以主观想象的方式从事经济建设。他们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戏，老老实实以辛劳和智慧来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创造奇迹。这与我们曾经崇尚虚荣浮夸、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国民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个民族从战争的废墟上同时起步，几十年后,一个做到上天，一个却在经济面临崩溃中重新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
３、“忠”、“和”心理
“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许多员工都罹患疲劳综合症。都是为了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
三、日本宗教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忠、信、智、孝、和、爱、恭、俭、忍、让”等伦理思想,在日本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因而崇拜强者的民族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发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没有让儒家学说居独尊的地位,而是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宗教并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
日本人不喜欢思辩的、形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1４]
“儒家思想中处于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彻底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１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说没有“诚”,《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但却没有对中华民族后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和以致形成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反而教人诡谋、奸诈的三十六计能渗透到人的灵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说成为主流……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16］这种文化为日后日本企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因为没有发育“诚”文化，缺乏“诚信”是我国市场经济难以规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们的社会(包括企业)为此付出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和在18６8年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的态度发展资本主义，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即使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也不允许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将天皇制继续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国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见,“忠”已深深淀积在日本国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时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预政治了，只能在民间、外交从事一些仪式性活动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观念转化为效忠企业的观念。
“忠”，使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能得以实行，使员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备受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人们对这种“不忠”之人嘘之以鼻,不愿与其为伍。(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全然不同。）而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日本企业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这样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企业对员工的高度负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成了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
“和”，则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和谐相处,使日本企业减少人际关系的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日本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的主导和联系纽带。
此外，在企业的经营哲学中，还融入了佛教中的“经世济众”、“虔诚感恩”等宗教思想。他们绝不会将“赚取利润”这个任何企业都必须达到的目标放在首位，相反，他们更多是强调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一点是含有对政府的扶持的感激因素，将在后面第五点中详述）如丰田公司社训第1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
日本TDK公司精神:“创造:为世界文化产业做贡献”；
松下电器公司把“产业为国”放在第一位;丰田汽车公司就明确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17］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激”“报恩”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工作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这种精神上的满足。由于日本宗教信仰上的多元体系和兼容性，日本员工对企业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管理思想也容易接受。宗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
四、日本历史对日本文化乃至企业文化的影响
站在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角度，我从3个重大转折期去分析日本的历史对日本文化的构成及影响。
1、大化革新[１8]。
公元７世纪，日本人发生了“大化革新”,全力模仿和学习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建立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和相应的户籍制。中国儒家文化流传日本，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将在另一节“日本宗教”中详述）。中国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经过千多年的兴衰演变，始终无法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相反,却使自己的国家不断走向积弱和不堪外强一击，同样,受这种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日本,在1８53年受美国轰打之前是一个落后的、封闭保守的***＊国家。
2、明治维新[１9]。
日本的脱胎换骨，走向富强，许多史学家认为从明治维新开始,然而,我认为应从18５3年开始。这一年，美国舰队突然轰闯日本东京湾,日本根本就毫无任何还手的能力。美国要求日本通商，一年后,日本简直就无能抵抗就屈服了，与美国签订了在中国人看来是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从此，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八年后，英**＊*舰炮轰鹿儿岛,也来掠夺瓜分,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到巨舰大炮的欺辱。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终于知道自己的积弱，转而自觉向这些“强盗”者学习,决心发奋图强,而不是如何“报仇雪耻”,不是在阿Ｑ式盲目自大中谈民族强****，日本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真正走向强大了，这是划时代历史性的转折。
六年后,即18６8年,也即中国的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四年，也即清皇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同治皇帝统治时期,中国饱受了西方列强鸦片之害和瓜分割让之痛。在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其最大的特点是:吸收西洋文化,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开发”改革,以西方的工业文明渐渐代替了以往落后的农耕文明。而工业文明的标志是工厂企业的出现和壮大。只短短的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崭新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明治维新为日本企业的发育和发展扫平小农观念及机制上的障碍,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行西方式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并且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在中国，同治让中国继续走向衰落;在日本，明治让日本迅速走向强大。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整个国家的命运仍掌控在皇帝或天皇个人的手里，并培养了“忠君”的臣民。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这时候，＊***的强大起来的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有人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基于封建残余力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依然渗透。但我认为,其中并不能排除基于生存危机感的生存空间扩张和资源需求的必然选择。在当时,有哪一个强国没有干过战争掠夺的勾当！有哪一个强国海外没有殖民地！可以说，列强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财富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日本只能靠武力去争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二战及二战之后的日本。
3、二战之后[２０]：１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两颗原子弹在本土爆炸使数十万人丧生，100多个城市夷为平地，近千万人流离失所……
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必须面对战败这一现实，而不得不思考日本未来何在？明治维新赢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败告终,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认真思考和缜密选择如何实现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业文化正好满足了这一民族心态的需要。
二战之后,美国支持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包括修改宪法、解散财阀、改革农地等,以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代替了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主义色彩的近代天皇制度，实行议会制。
正因为社会的稳定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使日本抓住了国际市场的一系列机遇，包括承接欧美梯度转移的制造业、为美朝战争中美国供应物资等等,从此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飞速发展。
二战使日本意识到不可能靠武力去谋求生存和发展,迫使日本选择另一条发展之路——经济全球化之路。
佛格尔《日本第一》中提到战后日本企业文化的观念**＊*[2１],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归纳如下4点：
(1）把效忠天皇的观念转化为效忠企业的观念。
（2）把军事武士道精神转化为企业武士道精神。培养了一大批敢打敢拼的企业家。
(3)吸收各民族文化之长,建立了日本的合金文化。推行反求工程、创新工程,即把各国同一产品的优点、缺点列出来，然后集优优于一身。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4)把生存理性主义的急功近利转化为求生存、谋发展的文化。按今天的话来说，亦即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机制和规划。表现在具体上就是用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推动企业的发展。
五、战后日本政府与日本企业的关系
二战之后，以吉田茂为首的首届政府制定了“倾斜生产方式”这一重大决策，优先发展海陆运输、煤炭、钢铁、化肥等产业,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从材料、资金等各方面扶持重点产业企业。此后数届日本政府均沿袭这一政策。事实证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迅速起飞，离不开这个廉正、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50年代之初，就大力扶植本国企业适应生产国际化和实现资本国际化,以汽车和电子产品为先导，加紧向国外市场扩张，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建跨国公司,积极参与他国的资源再分配。日本政府给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提供出口信贷,由国家给予担保。在税收和财政上,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甚至由政府直接参加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活动，由政府扶植的日本跨国公司从195１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到198６年时投资累计已超过10００亿美元。到九十年代初，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使日本的跨国公司遍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并以技术领先优势,质高价廉和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优势，形成了在国际市场独具的竞争优势。[２2]
日本铁矿石储量微不足道，但１987年,日本生产的粗钢却达９8５0万吨，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当时的苏联）,之后一直遥遥领先。日本钢铁工业创造的这一奇迹完全是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依靠补偿贸易,利用进口澳大利亚高品铁矿砂来发展本国钢铁工业才得以实现的。日本企业填海造地兴建的技术世界顶尖的轻津钢铁厂，也完全由政府扶植的。[2３]
日本政府从政治、法律、财力等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致使日本企业可以迅速成长和强大。这除了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外部环境,这亦直接影响了日本的企业文化。
“国家”，除了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管理组织的概念，“政府”代表着“国家”。
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同样是同时从战争的废墟上起步,但所走出的轨迹却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政府体制。事实证明，只有廉正、高效、务实的服务型政府，才有企业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
注 释:
[1]《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１990年1２月第2版
[２]《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１９91年4月第1版
［3]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是“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中的一种。
［4](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５]张联芳主编《世界史通俗演义》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8月版
[6］郭咸刚《西方管理学说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０3年８月第1版
［7]郭咸刚《西方管理学说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０0３年8月第1版
[8］詹姆斯·C·艾伯伦,乔治·斯陶克《企业巨子》1９92年版
[９]
[10］佛格尔著 黄景自译《日本第一》台湾金文图书有限公司１981年３月出版
［1１］张联芳主编《世界史通俗演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９96年８月版
［1２］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刘红松教授2０0４年8月２0日在广州天河税务局为清华ＣEO广州班的讲课。
[13]（日)源了圆:《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规19８3年版,第75页
[１4]（日)源了圆:《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规１983年版,第75页
[15](日)本尼迪克《菊花与刀》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８７年版，第10０—101页
[16］《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０3年１月第一版
[17]
[18]见《世界通史·第二卷》第6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19]见《世界通史·第二卷》第５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0]见《世界通史·第三卷》第76—7７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1]佛格尔著 黄景自译《日本第一》台湾金文图书有限公司１98１年3月出版
[2２]《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９1年4月第一版
［23]《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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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２6 0.８125 0.８190 2.基本发现
（1)中国企业FDI的基本状况。
表3 1８家企业ＦDI的基本状况
企业数比例（%)
企业规模 76.9(＜1０0万美元) 23.1(>1０0万美元）
投资地区 7０.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９.4(发达国家)
国际化经验 78.6(１个海外企业) 21.4(＞３个海外企业)
产权结构 50（独资) 5０(合资)
企业战略 66．7(非贸易导向型) 33.3(贸易导向型)
从表３反映出的１８家上海企业的基本状况看,合资和独资企业各半，未能看出企业对某 种产权模式的倾向性。在投资规模方面,企业的平均资本额为87万美元。这一数据基本 反映出中国企业FDI的规模水平。据统计,目前90％的海外中资企业规模不到1０0万美元 ，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０万美元),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投资规模(450 万美元),甚至低于东欧14０万美元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期阶段 。从投资地区看，18个企业的投资分散在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投资占了投资企业总数的7０%多,并主要集中在泰国、中国香港特区和南非；
对发达国 家的投资中,美国占到投资企业数的６0%。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 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倾向性，主要集中在投资环境优越(美国)、投资环境相似（中国香港 特区、泰国)、和投资环境宽松(南非)的国家和地区。
表4 不同因素对多元与独占产权选择影响的差异分析
变量 合资(Ｎ = 9） 独资（N = 9) Ｆ值 MＡＮOVA
企业优势 2.00０ 3.２２2２ 8.５６６*** ４.０22*
环境不确定性
政策变动性 2.44４4 3．83３３ 6.112** １．959
市场差异性 2.3888 2.5556 ０.128 0.005
贸易导向战略 ２２.86% ３6.６3% 0.４3２ 0.９４0
国际化经验 1.0000 1.８300 5.91１*＊ 5.106*
＊:p<0.1 ＊＊:ｐ<0.05 ***:p＜0．01(以下同)
(2)假设检验。
首先我们通过均值比较和MANOVＡ分析方法检验了合资与独资两类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 、企业优势、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这4个因素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性。表4概括了６个 变量的F检验和ＭANOVA分析的结果。
表4显示，企业优势、政策动向和国际化经验３个变量的均值比较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差异,但在MＡNOVA检验中，政策动向变量未发现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表 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其反映独资企业的均值都要高于合资企业的均值。这一迹象在一定程 度上证实了部分假设的成立。
虽然均值比较和方差分析给出的结果与本文的某些假说是一致的,但为了进一步证实 上述假设,我们仍有必要建立一个Logiｓtiｃ回归模型进行综合和进一步的考察。这一方 法能够控制住有其它因素差异所引起的变化。
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Ln[ｐ/(１ - p)] = β[,0] + β［,１］（FA) + β[,2](CＨN) ＋ β[,3](DIV) + β［,4]
(STR) + β[，５](EＸＰ)
式中，β[，i]是回归系数,p为独资型所有权结构的可能性。表5给出了Logisｔiｃ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 Loｇiｓtｉc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
企业优势 ３.023４*
政策变动性 ２.63７5*
市场差异性 0．1７0６
出口战略 -.9９8２
国际化经验 9.721８
-2Lｏｇ Likｅｌiｈｏod: 11.295
Gooｄｎess of Fｉt: 11.８３9
Mｏdel Chi-ｓquare: 13．6５8***
R[2］: 0.７0９
Ｃoｒreｃｔｎｅｓｓ: 8３．33%
检验显示，整个模型的拟合度为０.709，分类正确率达到8３.８8%，模型置信水平小于1% 。企业优势和政策动向两个变量的统计结果有显著性，系数估计值均为正数。这两个结 果与假设1和假设2的预期是一致的,即企业有事和当地国政策变动性与独资型所有权结 构有很强正相关性。贸易导向战略和国际化经验两个变量虽然未通过检验，但其系数估 计值都为正数,与假设4和假设5预期的方向是一致的。市场差异性没有通过检验,表明 环境差异性对中国企业产权形式没有重要影响。这一结果与表3给出的1８家上海企业FDI 投资地区的基本状况具有一致性,中国企业偏好投资环境优越和相似的国家与地区,这 种偏好使得环境差异因素不构成企业产权结构抉择的重要参数。
对本文第二个问题的检验，即产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MＡNＯVＡ的 分析方法。我们前面假设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上述几种因素的产权结构将有助于改善和 提高经营绩效。当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优势强时，企业采用独占产权结构,反之,宜 采用多元产权结构。同样以独资与合资表示两种产权模式的独立变量,以企业短期和长 期绩效两个变量表示因变量。分析结果如表6,结果显示：无论是构成短期绩效变量的２ 个计量项目“市场份额的扩大”和“销售额的增长”,还是构成长期绩效的2个测量项 目“战略实现”和“企业成长”，统计结果均呈显著性;并且，独资企业的两类指标均 值都大于合资企业。根据假设1和假设２与独资企业具有正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以及国际 化经验系数估计值与假设5预期的一致性,说明假设6所预期的产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 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由此假设６获得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表６ 合资与独资企业绩效的均值比较
合资 独资 Ｆ值
成果变量 N = ９ Ｎ ＝ 9
市场绩效 2．056６ ３.05６6 6.028**
企业成长 2.5000 3．６66７ ６.756＊＊
MAＮOVA结果：
Wｉlks'Laｍbｄa: 15.０00 Ｆ = 4.806 P＜0.０５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独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构成企业成长变量的两个计量项目“ 投资战略实现程度”、“企业发展”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前者分别为３.666７（独资)和 2.５556(合资),后者分别为3.6667(独资)和2.4444(合资);而构成市场绩效变量的两个 计量项目“销售增长”、“市场份额”的评价值都较低,前者分别为３.4４44(独资)和2． 3333(合资),后者分别为2.6667(独资)和1．7778(合资)。其中“市场份额”均值最低。
这一结果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阶段的特征，中国企业现阶段对外直 接投资仍处在学习、了解和熟悉的试探性阶段,企业对经营绩效的评价更看重企业在国 际市场的未来发展。从投资动机的１0个问项的调查反馈信息也可以看到这一特征(表7） 。从平均值的统计结果看,为未来市场扩大而“建立战略性前哨阵地”的投资动机的平 均值列为首位。
表７ １８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投资动机 平均值
建立战略性前哨阵地 4.3899
获得国际经营的经验 4.２２22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地位 3．8889
直接参与全球竞争 3．８3３３
3.６667
提高企业国际市场份额 ３．５00０
提高企业销售额 ３.4４44
保持产品的独特形象 3.33３3
发展全球资源基地 3.166７
保持产品的高质量标准 2.8３33
注:本问卷调查采用５等级评分法，1为最弱,5为最强。
四、结论与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权结构选择这一课题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合适的产权结 构安排来改善和提高FＤI绩效。无论从成本效率还是竞争优势角度解释产权结构模式,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投资绩效的优化。本文利用20０2年１0月对从事FＤＩ的上海企业进 行问卷调查所得到的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出来的经验结果证实了一部分的假设。
资料显示,企业优势和东道国外资、外汇等政策动向对企业产权结构安排有很强的影响 作用，与独占产权结构呈正相关性,即企业优势越强、东道国政策变动越不可预见,企 业越可能趋向于产权集中。这些结果与对发达国家企业FDI研究得到的结果甚为一致。
这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FDI中,企业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如 何有效地使用并很好地保护企业优势和回避环境风险。实证检验没有通过对市场差异性 、贸易导向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的假设。这意味着市场差异性、贸易导向战略和企业 国际化经验对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安排不相关。联系MANＯＶA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通过 检验的二个变量对产权结构安排影响程度最强的是企业优势,其次为政策动向。这与本 文的总体假设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文实证分析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有：
首先,本文所发现的企业优势对产权结构安排很强的影响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肯定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FDI中，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商标等方面 拥有的优势都形成对企业产权结构安排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尽管发展中国家企业拥 有的FDＩ优势从目前来看,在内容上和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对特 定的投资对象国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优势,例如适应东道国 市场的特殊产品,适应性技术和小规模技术等。因此,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 竞争中优势的增强，企业采用独资经营方式的比例会趋向提高。
其次,当东道国的外资、外汇等政策的非连续性或不可预见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形下 ，企业会集中产权来回避政策风险，包括因政策变动而引起的合资纠纷和为解决这些纠 纷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市场差异性没有构成影响因素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市场差异性 表现为硬投资环境,政策构成软投资环境。硬环境相对软环境容易了解、把握,软环境 的人为性、易变性更强。因而,企业对政策动向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市场差异的程度。企 业可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市场，克服市场差异性带来的障碍，而政策的无序变 动则会使企业产生无所适从的困惑。因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东道国政策及其动 向更应该成为企业投资关注的焦点。
第三，本文建立的概念性因果关系模型被实证检验成立，这一检验结果给从事FDI的企 业提供了选择产权结构的一般指导原则，即产权的集中或分散本质上是对在多重因素约 束下的一种“适应性”反映，这种适应性反映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
迄今为止,对ＦＤI条件下企业产权结构的大部分研究以发达国家为对象，本文以中国企 业为考察对象，这对入世以后的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有效地开展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调查资料仅限于 上海部分对外资直接投资企业，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难免会使研究结果的一般化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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