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要面对灾荒的挑战，由于生产方式的特点不同，对抗灾荒的方法和手段也各有异同。总体来说，农耕民族对抗自然灾害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是储蓄，特别是粮食的储蓄。此外，灾前预防、政府救助、移民就粟，邻里互助也是农耕人群度过灾荒的重要手段。游牧民族对抗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方法则是移动，只要能够及时转移，躲开灾害，生产就能很快恢复。游牧民族还通过采集狩猎、互助协作，甚至部落兼并和对外战争的方式度过灾荒。
关键词：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灾荒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3-0020-09
一、导言
灾荒是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严重威胁，以至于不管什么样的文化建构，防灾、抗灾都必然成为其有机构成部分。然而，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由此引发带有根本性的得失、利弊权衡的差异，都会导致防灾、抗灾的手段和归属表现的各不相同。从而引发为不同民族之间防灾、抗灾的方式和手段，呈现规律性的差异。并由此种下不同文化之间挥之不去的冲突和摩擦的阴影。因而从防灾、抗灾的角度切入，去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差异，自然成了值得重点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不过民族学和历史学在这领域的研究，却无意中拉开了很大差距。
历史学的研究得仰仗文本资料的记载。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进入固定农耕文化阶段后，系统的文献记载才得以产生，并有可信的文本资料传承至今。以至于要凭借文本资料去探讨，对农耕文化以前的文化类型防灾、抗灾手段与方法展开研究，明显超出了历史学力所能及的适用范围。具体到本文重点研究的游牧民族而言，必然遇到这样的严峻挑战。民族学则是仰仗共时态田野调查所获得史料，对不同类型、不同样式的民族展开研究，揭示其防灾、抗灾的手段与方法的比较研究，却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使得揭示其间的差异，也可以相对准确可靠。而严峻的挑战则在于民族学所依赖的资料，必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而民族所构拟的狩猎采集类型、游牧类型、游耕类型、农耕类型在发端的时间上，却存在着先后秩序之间的历史性差异。因而，无论资料占有如何丰富，准确可靠，要做出符合历史规律的对比分析，必然遭逢极大的困难。因而只有将两种研究方法和思路结合起来，展开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防灾、抗灾的对比分析，才可望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幸之处在于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系统历史文献记载，在这样的文献记载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几乎是没有中断过。用好这样的珍贵历史资料，并附有当代田野调查资料的佐证，那么系统对比、分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防灾、抗灾的系统性差异，也就成为可能。本文就是以这样的优势，对远古时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防灾和抗灾的史事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系统对比、归纳和分析，揭示其间的核心价值，乃至于具体手段和方法系统性差异。这不仅有助于相关史事的认识和理解，对当代生态建设也能提供来自历史的经验借鉴和教训吸取，并以此求正海内贤达。
二、农耕民族的防灾与抗灾
（一）储粮备荒
农业生产的特点表现在生产者要固守在一块耕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产的季节性强，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年的收成。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的破坏是随着农业生产活动相伴而行的。在古代社会的采集、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中，可以在不同的季节获取食物，也可以迁徙流动躲避灾荒。农民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如果遇到大的灾荒，特别是灾荒叠加，连年不收的情况，既无法从土地上获取粮食以外的食物，也无法随意迁徙移动，对抗灾荒的有效方法就靠储粮备荒了。
在农耕社会，储粮备荒对农民生活，甚至国家政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1]这里所表达的内容，不是理想的状况，而是农耕文化的常态。原因在于随着耕地的固定，耕种技术的提升，再加上社会秩序的安定，一年的劳动所得，至少可以创造出1/3以上的盈余，将这样盈余以粮食形式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无论是遇到什么样自然灾害和社会风波都可以仰仗这样的储备，化险为夷，安全度过灾荒。因而即使遇到了灾害，也可以收到“民无菜色”的理想抗灾成效。
西汉时代的贾谊进而指出：“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必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2]1129贾谊的此番言论，道出了农耕民族储粮备荒的对策。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却很难幸免。那就是储备的粮食越多，越容易引发游牧民族的垂涎，其结果为了应对此类社会背景的挑战，农耕民族就不得不密集居住，进而还会衍生出深沟高墙来，以便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保护自己的粮食储备，以免打乱储粮备荒的理想策略。于是，农耕民族就不得不衍生出强大的军事帝国来。就这个意义来说，显然，储粮备荒绝也不是一种彻底的抗灾策略，如何应对来自游牧民族的挑战，必然发展为要靠军事帝国的力量去加以辅助，才能有效的防范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的叠加，防灾抗灾也才能达到预期的抗灾目标。贾谊极力主張提高粮食的价格，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而提出的根本性决策。把储粮备荒提高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贾谊故而对此总结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2]1130
不过贾谊的此番言论，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他仅立足于国家层面的安全。却没有注意到随着农耕民族密集定居在各种预防工事之内，还会派生出一系列次生的人为灾害来。当代的田野调查一再表明，随着便于储存的粮种，为了储积的方便，逐步发展为国家认定的“主粮”，那么农田中物种构成的简单化，也就不期而至。于是，农作物抗击病虫害的能力必然随之而下降，随着人口高度密集定居，个人健康也将面临瘟疫和疾病传播的严峻挑战。随着支撑密集定居的需要，一系列辅助的公共工程必然应运而生，而这样的努力虽说对储积备荒发挥积极作用，但却会必然要引发水旱灾害的加剧。这一系列次生问题都会给储粮备荒的决策蒙上阴影，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