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因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风险和考验。为有效化解执政风险，党采取了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清除“精神污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措施。梳理和总结党在这一时期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的有益经验，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积极应对“四大考验”、有效化解“四大危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执政考验；化解风险；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6-0040-05
[HK]
[Q（+30mm。170mm，ZX，D-W][KH-+3mmD][CD40mm][KH-+1mmD][HJ15mm]
基金项目：[HT6K]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12&ZD0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梦与坚定理想信念研究——弘扬与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14JD71005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HT6K]陶厚勇（1975-），男，安徽全椒人，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高晓林（1968-），女，上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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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HJ] [HJ18mm]
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深刻转型。加之受到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影响，不可避免地会给党的执政带来风险和挑战。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1]113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积极应对，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部署予以成功化解，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党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面临的执政考验、风险及其成因
[HTK]首先，从经济领域来看。第一，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破坏，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到1978年底，全国尚有25亿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城市待业人口达2000多万，市场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改革开放伊始，在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2]163“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3]381由此可见，能不能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116第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阻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作为保障。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弊端在于容易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如果不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经济建设就会受到阻碍。但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又会遇到重重阻力。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个人、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顺利开展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成为党所面临的重要考验。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更加“需要有勇气”。此外，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在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加快建立新体制等问题缺乏经验，加之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惯性思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例如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投资过热、通货膨胀、结构失调以及“价格改革闯关”受挫等诸多问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对党领导经济发展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HTK]其次，从政治领域看。第一，要经受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考验。“文革”时期，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林彪、“四人帮”集团为了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目的，大搞所谓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群众， 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党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由于“两个凡是”的阻碍，平反工作一直进展缓慢。冤假错案给数以亿计的干部群众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此外，平反工作还涉及一些“文革”前甚至是新中国前的冤假错案。由此可见，其头绪之纷繁复杂，任务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第二，要经受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与考验。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革命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弊端不断显现，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推进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与之相适应。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3]176并且，他认为中国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敏感，难度更大一些。这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形成有着更加深刻、更加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有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共产国际时期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传统的影响、过去长期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制度不健全的影响等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难，每项改革涉及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1]176
[HTK]再次，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第一，肃清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清除“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是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社会风气及丑恶现象而提出的一个总称。其主要包括封建主义残余的沉渣泛起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等。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形形色色的“精神污染”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物质文明建设，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并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扩展，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也就更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滋长。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我们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把资本主义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带进来。“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1]156“精神污染”具有极大危害性，如果不及时予以清除，会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指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1]44“要说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1]156第二，加强科技教育建设。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进步。但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科技及教育事业极其薄弱，加之建国后“左”倾错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地指出中国科技力量太薄弱了，这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也“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2]90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鉴于“文革”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惨遭破坏的情况，邓小平痛心地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教育发展不够”。[1]287在新时期，对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抓教育的现象，邓小平予以严厉批评：“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121
[HTK]最后，再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看。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党自身建设的风险也日益凸显。对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380第一，要经受理想信念动摇、精神懈怠的风险与考验。坚持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灵魂。然而，由于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而形成的巨大优势以及领导人民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少数党员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逐渐丧失忧患意识，理想信念也逐渐发生动摇；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局面，各种思想文化存在着激烈的碰撞，这反过来会对部分党员及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产生消极影响。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战胜这些困难，还需要坚定崇高的理想与信念；第二，要经受脱离群众的风险与考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要保持头脑清醒，并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深刻警示。但是，改革开放后，在成绩面前，少数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发生严重错位，由此带来的必然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的严重后果。千方百计走上层路线，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一些领导干部鄙视群众，不愿倾听群众意见；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凌驾于群众之上，甚至是与民争利，还有的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对此，邓小平警告说：脱离群众，大搞官僚主义，就一定把风气搞坏了。“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327第三，要经受腐败变质的危险。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变质是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内源性风险。改革开放初期，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些制度或体制上的缝隙和漏洞，加之法制不严、管理工作缺位等因素，导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最终没能经受住考验，走上了腐败变质的岐路。20世纪80 年代，党内出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倪献策、王仲等的严重腐败案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腐败会导致失去民心，而民心向背又是决定一个政党兴衰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对此，邓小平不无忧虑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313
二、改革开放初期党应对执政考验、化解风险的举措与经验
[HTK]首先，恢复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奠定思想路线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先导。改革开放初期，党在各个领域面临的一系列内源性风险，究其根源，还在于思想僵化、观念滞后。长期以来，我们深受“左”倾思想的束缚，把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为纲”上，经济建设上固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陈腐观念，搞“穷过渡”，等等。即使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人们的思想总体上还是处于封闭、保守、僵化的状态。因此，积极应对执政考验，有效化解党在当时所面临的各方面风险，首要的前提就是恢复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余年时间里，几乎在做每一件事情时，诸如关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等都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一些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甚至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再如“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争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等更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思想争论。实践也证明，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产物。从遵循“两个凡是”到坚持实事求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思想路线基础；从信奉“宁要草”“不要苗”到把“发展生产”和“实现共同致富”视为社会主义两大基本原则，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教条式地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陈旧观念转变为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活力，加快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等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的提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总之，没有思想的持续解放，没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就绝对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自然，党积极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也就失去了的思想路线的支撑。
[HTK]其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政治稳定为保障，为党积极应对执政考验、有效化解执政风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的必然要求，也为党抵御执政风险提供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穷民困的局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放松。因为，离开了经济建设，其他一切都无从依靠。“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250邓小平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发展是硬道理”。当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强大的阻力以及出现种种问题时，邓小平还是再三强调不能因为有困难有阻力，就退缩。他指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排除万难的勇气，“要抓住时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验”，他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375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1]364
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各种体制的转型，一些人还不适应，加之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诸如经济利益多元化，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变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团结。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学潮及“六·四”政治风波等事件即与此有密切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党能否及时正确应对风险，有效化解危机，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又一个严峻考验。对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顺利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保障。他说“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功也会失掉。”总之，“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286、357、284正是在“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的指导下，当面对严重的政治风波时，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事件，稳定局势，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建设才能持续不断地取得成就。
[HTK]再次，清除“精神污染”，加强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党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作中心毫无疑问是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然而，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神文明”这一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来的。他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最重要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而且其本身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144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要体现在物质文明上，也要体现在精神文明上，“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78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沉渣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等“精神污染”现象，邓小平深感忧虑，他深刻剖析了“精神污染”的实质与危害，并主张对于各种形式的“精神污染”现象要提高警惕，要采取教育的和法制的措施加以纠正。“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2]177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关键的方面。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弱化的现象，邓小平突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 “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1]137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衡量党的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标准，他说：“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1]144
[HTK]最后，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党有效化解执政风险奠定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面临各种各样的内外风险，但对党的执政地位最具威胁的还是来自于自身建设薄弱的风险。因此，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关键在于共产党自身建设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睡大觉。”[1]381
党的建设中，作风建设尤为重要，它贯穿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整个过程中，它关系党的形象，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思想盛行，脱离群众、贪污变质等问题都集中表现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极大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邓小平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358由于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所在，因而，党风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风状况是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晴雨表。改进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党积极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的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继承和弘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重要性。一个执政党，如果长期脱离民众，那么，这个党就会“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2]368所以，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34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想问题、办事情时，总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作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准。正是共产党人始终心中装着群众，服务群众，积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才有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的启示
“批判性的反思是一切真正的政治的基础。”[4]74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发生动乱的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我们要充分吸取它们的经验教训，稳住阵脚，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383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是，面对严重的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容应对，有效化解风险，不仅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了无限生机与活力。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成就斐然，更加显示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HTK]首先，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放松不动摇，是党积极应对执政考验、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治本之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党逐步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包括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和社会纲领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也正是在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引下，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逐步走向富裕，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要看到，在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影响。一些人借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本身，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有人主张走回头路，这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对此，邓小平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开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生产力就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也自然就得不到提高，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370371对于“左”、右两种错误思想的危害性，邓小平认为都有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但“左”的干扰危害要更大。新世纪之初，江泽民、胡锦涛也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 ”。798“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6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经常面对严峻的困难考验，但我们最终能克服难关，战而胜之，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思想上坚信不移，行动上坚定不移。
[HTK]其次，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进取创新的理论品质，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党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既包括实践创新，也包括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推动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导着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与时俱进、进取创新的宝贵的理论品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同时能用不断发展的、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90多年来，正是在不断创新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这样的变化，对于执政党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面对大量前所未遇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执政党应当不断地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绝不能墨守成规。惟有如此，执政党才能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出新路，从而不断地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和我们自身曾经有过的深刻教训。只有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进而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
[HTK]最后，加强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关键的党的建设、优化党的执政形象，是党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点所在。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提高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自身的建设。苏东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当前，在党的建设中，引起群众最为不满的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变质问题。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所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预见到党内腐败的后果严重性。他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313因此，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始终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它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给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40
执政党的自身腐败问题是世界现象。在反腐败、建设廉洁政治问题上，我们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的反腐败道路。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40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机制，要经常开展，常抓不懈。要以学习党章为依据，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为目标，以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坚决反对和杜绝特权思想、及时行乐的思想、得过且过等不良思想和作风。当然，搞好反腐败工作，光靠思想政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制度和法制为刚性保障。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在反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工作依然形势严峻。腐败问题之所以高发、频发，制度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就会为腐败滋生埋下隐患；制度执行不力，追究不严，就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和威慑力，“前腐后继”自然就难以避免。邓小平曾指出：反对腐败，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的住些。”[1]379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41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就集中体现在用严格的、明确具体的法律制度来防范、抑制、监督和惩处一切腐败行为。惟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有效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和保障机制，才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制约、监控和责任追究，才能使反腐败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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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