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概念，认为软权力是一种运用非强制手段的柔性力量。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软权力的定义也可以定义为：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其最高目标是实现本国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郑和航海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郑和的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国运用软权力的突出典范，处处可以见到软权力的踪影。
关键词：郑和；软权力；要素；探析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280-02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概念，认为软权力是一种运用非强制手段的柔性力量。此后，学术界大多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论述软权力。但从国家层面角度探讨软权力，考察600多年前伟大的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它是古代中国运用软权力的突出典范，处处可以见到软权力的踪影。本文试从“软权力”这一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因素进行研究探讨，以求教于识者。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软权力”的阐释及主要构成要素
1990年约瑟夫·奈在他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和《软权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软实力是指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1]他将“软权力”界定为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等的影响。” 笔者在本文中比较认可软权力的定义为：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其最高目标是实现本国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国际影响力[2]。
我国一些学者也较早开始了对软权力的研究，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评论我国崛起的热潮——主要有黄硕风、王沪宁、庞中英、张骥和花建等人[3]。例如王沪宁在 1993年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 》这篇文章。在该文中他第一次详细介绍和论述了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具体分析了组成软权力的各个因素以及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概念。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作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散性力量正使软权力具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属性。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影响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软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4]
综合约瑟夫·奈等东西方学者们关于“软权力”的观点，可以看出，尽管以上关于软权力构成的论述有些不同，但是主要内容具有相似性，特别是强调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性。本文试将“软权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力。政治力即政治能力，它是指一个国家政治要素的整体合力，其特征具有能动性、综合性、动态性、强制性等。国家政治力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对内的能力，属于执政能力的范畴；后者是对外的能力，属于外交的一部分。政治力是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方面，并对其他方面有直接的影响。政治力的大小强弱是衡量国家政治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内政治发展与国际政治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跨国互动关系的发展，催生了日益频繁的的跨国政治，国内政治发展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2.文化力。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力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和蕴涵的、推动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的、以人为主体并通过人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与物质力的综合结合力[5]。文化看不见，但却是无处不在，时刻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事实一再证明，强大的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并取得国际竞争力的幕后驱动力。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可以转化为软实力，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目标（所推行的政策或所主张的规范、制度）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到增强[6]。
3.科技力。作为一只无形的手，科技力在国家实力中发挥着重要的提升作用。在冷战后，国家利益的实现越来越需要这种“软权力” 的支撑。托夫勒指出，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掌握知识经济的核心即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局势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此外，冷战后军事安全的科技含量也愈发提高，军事力量的对比其实就是科技力量的竞争。知识发展的一个体现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传播自由信息的技术增加了世界政治中说服的潜力。
4.经济力。通常意义上说，经济力属于硬权力。但硬权力与软权力之间确实有一个难以分清的地带。正如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所疑惑的，“软实力是否确实是一个从硬实力中分离出来的现象，也许它不过是硬实力的光晕，是剑上微光。”[3]约瑟夫·奈也对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做过这样的阐述：“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往往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例如，经济力量就可以转化为软硬两种实力；当你采取经济制裁这种强硬手段时，它就表现为硬实力；而当你利用手中的财富吸引他人时，它又变成了软实力。同样，军事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软实力，比如维和部队在执行一些任务时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敬业精神或者在抗击自然灾害时的军民合作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互助精神。”[1]本文认为，国家经济力量中的软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任何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会对别国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
5.外交力。外交力是一个国家占有一定的外交资源，运用外交能力转化、配置外交资源，通过外交构想力提出富有成效的外交战略，结合外交意志，形成解决特定问题的外交力量。民主的决策、合理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使一个国家走上国富民强的正轨。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里，把握国家命运的决策者的领导艺术也非常重要，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二、郑和下西洋中“软权力”主要构成要素的分析
软权力理论这一完整的概念虽然是由约瑟夫·奈在当代提出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中，在运用软权力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实际成果。而最能表现古代中国这种依照王道思想，运用柔性力量，体现和平外交观的事例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海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明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时期，明成祖以及明宣宗先后七次派遣郑和率领二三万人之众的庞大船队，到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周围的国家进行访问，最远处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直接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要搞清楚郑和下西洋中“软权力”要素的运用，首先得弄清楚动机，也就是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1.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后，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步发展成为农业经济、城乡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相结合的三元经济结构体。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农业产出增长较快，城镇手工业明显聚集，商业日趋繁荣。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继续奉行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怀柔政策，创造了国内数倍于往时的盛大国力。同时，明太祖为了构建新帝制下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家运行体制，通过频繁的削藩、封爵等措施，削弱政权中不稳定因素，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从对外政策来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对北方宿敌蒙古严加防范的同时，又根据历史经验，制定了与海外各国和平交往的方针。朱元璋还曾多次强调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意义，并将自己的和平外交思想记入“皇明祖训”中，作为后代子孙的重要治国原则。这一系列和平政策奠定了以后明统治者处理海外各国关系的基本思想，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后来历史所证明[7]。
2.郑和下西洋中“软权力”要素的运用
第一，从郑和下西洋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看，就是恢复、巩固、扩大宗藩体系形成“四夷宾服” 、“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扬我大明国威。宗藩体系是一种政治从属关系，它以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朝贡国君主为表现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是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此项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出现了西洋数十国争相朝贡的天朝盛世，这大大满足了明朝皇帝的虚荣心，无疑也将大明朝的声威远播海内外。
第二，从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目的来看，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中华文化造成了中国人崇尚文明，爱好和平的传统。明朝有着强大的军队和广袤的国土，但并不想征伐周边国家。明朝自开国起就把朝鲜、日本、安南、苏门答腊等都列入不征伐的国家，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没有对这些国家实行后来西方殖民者所实行的残酷的殖民统治。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出色地将这些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三，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半个多世纪之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事业相比，当时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先进性更为突出。这表现在郑和先后7次奉诏出使西洋率领的船队，是15世纪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其船员每次都有 27 000 人左右。船舶庞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充任中坚力量的是大型海船“宝船”，“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8]，即长130—150米，宽50—60米不等，“体势巍然，巨无与敌”[9]。除宝船外，还有马船（快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等种类的船舶，是一支结构精良、种类齐全的特混船队。其他三个方面，《郑和航海图》、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如《郑和航海图》记载了530多个地点名，其中域外有300余个，最远达东非，标出了船队航线上的城市、岛屿、滩、礁、航海标志和航路等，实用性胜过西方最早的《波特兰海图》。郑和舰队还应用了最先进的航海天文定位技术，运用了罗盘、计程计、测深仪等航海仪器，船队航线达56条。
第四，从明朝经济力量中的软实力来看，明朝的经济繁荣对海外各国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明末清初虽然开始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明朝经济发展主要是农业经济模式。手工业中的丝织品和制造业中的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等地的贸易建立在“朝贡贸易”上面，朝贡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这种贸易是中国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国与别的国家形成的一种相互的贸易体系，是以朝贡一回赠为主要方式进行商业贸易的行为方式。对明朝政府来说，这种朝贡贸易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既然贸易是服务于政治的，很显然，这种贸易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明朝以中央帝国的心态来处理与周边的关系，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10]。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表明中国愿意恢复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载运许多中国的陶瓷、丝绸、钱币等货品到海外。海外各国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第五，从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来看，“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11]，这就等于说宗藩体系的范围已缩小。因此“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12]”
郑和七下西洋中，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以夸耀自己的“发现”，这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海上扩张成鲜明的对比。郑和除了对付海盗，从来没有主动使用武力，更从来没有用武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就此而言，郑和船队完全是典型的和平之师、友好使者。他们每到达一地，即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在有些地方还树碑以示友好，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在锡兰以金银供器、彩粧、织金宝幡布施佛寺，并建立石碑，碑上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可以看出，郑和在七下西洋中充当的是明代统治者对外政策的和平使者。
参考文献：
[1]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 赵刚，肖欢.国家软实力[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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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 娟]